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王昭阳 > 希望

希望

零三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访问中国。七八天的日程,排得很满。有一项重要活动,是在中央党校做讲演。准确的题目,我已记不太清楚;好像是“文化作为品牌和产业”。讲台下面,几百位老师学生,目光炯炯,神情肃穆;他们对媒体大亨的所有想法,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我正膝危坐于默多克先生身后,担任全程翻译。

那次经历,在我断续而且卑微的翻译生涯中,算是小小的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我可以坦然向任何人交出一份横七竖八的履历表;不必再为其中屡屡的跳跃或空白而脸红。

连续几天,尾随著默多克先生,他儿子詹姆斯,“新闻集团”财务总监,还有驻京办事处主任,在北京城转来转去;拜会官员,接受采访。熟悉翻译行业的朋友们都晓得,那些正式会见,午宴晚宴,多是例行客套,其实格外轻松。可是在党校的欢迎式上,我还是差点出了大洋相。

当时,致欢迎词的一位副校长,射机关枪一样背出一长串专有词语;大约是党对新时期开拓型干部的八项要求或十项要求等等。无限漫长的两三秒钟,凝固而静默;我张口结舌。几百双殷切但严肃的目光,齐刷刷指向默多克先生和我。从那瞬间浸透骨髓的绝望冰水里,我骤然窥见思想语言的大无奈,大俏皮:总而言之,某些概念在任何西方语言中永远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即便我瞎翻一气,只要不太出圈,默多克先生好歹也弄不清所以然。事实圆满地验证了我的急智;老先生和听众们脸上浮出泛泛的微笑。没人在意我对中国政治词典作出的飞跃性篡改。

九十年年代初,刚从纽约搬到加州。那时,我的汉语大幅度退化;偶尔用中文写一封信,读起来像七十年代的初中生作文。交了一位新朋友,是刚到美国不久的中国作家。有一次,我对他说:想回家,回中国;重学汉语,找回被我摔破的那一半灵魂。我的朋友听了,眼睛发直; 咳了好几声。最后吐出两个字:我操!他那音调和神态,过了很久,总还让我心里微微发痛。

吁出一口痰气,我的朋友恢复了谆谆教诲的耐心。他对我说:你既然英文这么好,就该全心浸淫于西方文明;又回到那垃圾堆里去干什么?你以为那地方出的文学还值得一读吗?我没读过多少文学,不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自然是哑口无言。

十多年后,我专程赶到北京;坐在台上,协助默多克先生解说符号与文化的相对性。从这些热情的听众里,将出现未来的部长,省长,和总理。不论出于恶作剧还是无可救药的拙劣,翻译能够让垃圾被奉为精品;或者把金子混同于垃圾。

过了这么些年,已经萎缩的母语,在我身上死而复生。终于理解了当年那位作家朋友;他从未学过任何一种外语,因此过分信赖被翻译过的词句。在他的想象中完美无缺的西方文明,与身边坐着的默多克先生或“新闻集团”,早已不再使用同一种语言。

遗忘母语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出国以前,有人对我说:你若能去那里,就别再回来,忘了这地方。那是八十年代初,没谁听说过南巡和海归。有些偏激情绪,传染给敏感青少年,也是顺理成章。还有人教我:出去之后,少和中国人来往,只管融入美国人的社会,这样英语提高得快。我听从这劝告,恰好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学生。没过多久,我患上了在异国呆久的人都熟悉的双面变态:说英语时,我是一副样子,一种神态;偶尔讲汉语,我又成了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人。

内心和人格的分裂,很不舒服,一点都不浪漫,尤其对一个年轻人。时间一长,心中生出各种不可理喻的愤怒,焦虑,还有近乎变态的欲望。英语的我蔑视汉语的我;而汉语的我沉湎于羞怯,自闭,和莫名的仇恨。我的朋友多数是白人。他们也问我在中国时如何,怎样才能够出国,是否要克服巨大的障碍,等等。为了避免困惑的沉默,还有顾左右而言他的羞辱和尴尬,我编造各式各样的缩写版本。时间一长,自己都忘了哪种版本更贴近真实。

慢慢地,在我能记起的日期或事件,同与之相伴随的各种感情之间,隔开了又黑又深,无法填平的一道沟壑。我可以谈起某件事,某个人,比如我少年时代的挚友,或者喜欢过女孩,或者头一次性爱,或者写检讨,扣留,开除;或者痛哭着跪在地上求饶;或者被怒骂,痛责;或者还有许多我永远无法面对,无法消除的耻辱;当我说起或想起那些事,不再觉得那就是自己。没感觉,没有悲伤或痛苦。那都是另一个人的事,大陆中国的事。与我同名的那个倒霉年轻人存在于过去;他的感觉或欲望我无法理解。他与我不再有多少关系。

到了九十年代,结识了中国来的作家朋友。我对写作发生兴趣;想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故事。自然,对写汉语我提不起兴趣。觉得英语更适合于我;能在英语世界里出名,更让我陶醉和憧憬。

根据时髦的模型,我设计了期望轰动的情节:文革中长大,家庭痛苦,学生游行,历经磨难逃到美国,学习,打工,融入美国社会,等等;要不然,再加上一位美丽的美国白人女朋友。自然,这样胡诌的故事不能成立;扭捏作态,两头撒谎,将自己变成一幅拙劣的异国风情漫画,并不好玩。当时的我,缺乏应有的自知之明。这篇幻想里的小说,涂了又写,写了又涂;浪费了不少心力。这样来回折腾,过了一两年;我终于有了醒悟:必须找回一份记忆,找回忘却了的语言,必须回中国去;不论我的作家朋友高不高兴。

许多年后,一个积雪尚未化开的春天,我去了基辅。从机场乘车往城里走,穿越高速路和两边的森林;接近城区时忽然发现,基辅近郊那一堆一堆高层公寓,同九十年代的北京何其相似!一模一样粗劣的设计,单调雷同,大而无当,缺乏湿润,温暖和曲线。但也有难以言表的差异:或许,因为远处若隐若现的绿色森林,还有相对开阔的地平线,基辅那些丑陋高楼,混杂著一团渺远荒凉的破败与忧伤。

对于语言不通的过客而言,建筑和街道是一座城市的眼神和表情。

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家都讨论赚钱和生意。我在中国,类似的饮酒海聊或彻夜策划,也或多或少有所参与。当然,最后一切无疾而终。赚钱的机会,属于能说街头汉语,熟悉本地社会运行潜规则的当地人;或徐也有零星几位快速进入状态的海归。我只是一位无正当职业的加州亚裔男;一个回国寻根的木纳华青。我在寻找自己的故事,一段被刻意抹去的忧伤和记忆。当时的北京,甜俗,喧闹;色彩缤纷,烟尘蔽日,卡拉OK里笙歌震天;根本寻不到空旷,寂静,或者忧伤。这是一座没有忧伤的城市。我是彻底错过了时候,找错了地方。

九十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但我的个人境况终未改善。陷于无底的迷惘与失落;连续几年,不断重复一个越来越荒唐可笑的枯燥程序:收拾行李,卖掉汽车,中断租约,飞回北京;两三个月之后,又怀著无边的悲凉和决绝,黯然离开。

回想起来,那几年的状态,像极了一场痛苦的离婚持久战。分了合,合了吵,吵了分;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直至油枯灯尽,精疲力竭,终于一拍两散。唯独与我分手的,是一段关于故土和童年记忆的渴望和搜寻,其漫长与刻骨铭心,甚于每一次男女感情破裂。

忧伤同湿润的绿色生命是同一种颜色。哀大莫过于心死。心中无爱的人,才会设计出这么样的一堆楼房和街道。一座没有忧伤的城市,阻断了情感和生命的呼吸和代谢。血液流通不畅了脸孔,先是涨红,亢奋,继而僵窒,枯萎。

零三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访问结束之后,有亲人和朋友劝我留下。无论如何,在北京做同声翻译,也算是很好的职业。我不知该如何对他们解释;在旧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与过去那个影子的离婚战斗,已经打完。从那时起,我开始慢慢地适应了新的北京;前提是给自己确立一个合适的位置 ---- 过客的位置;相敬如宾,平淡如水,随时告别。

一九九九年,一位新结交的朋友突然去世。他是个木纳,刻板的男人;过份偏执的写作者;心不在焉的丈夫和教师。这位朋友取了十分拗口的笔名,叫苇岸。他崇拜美国的梭罗,还有什么绿色,回归自然,等等。那是一个与今年同样闷热的夏天,我赶到北京时,苇岸兄弟已经下葬。

终日枯坐在屋子里,我翻读苇岸送给我的几本书。有一段小诗,给我留下长久的震撼:“我想要一个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离开中国之前,又去书店买回来两三本书:刚出版的【遇罗克】;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还有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当时这麽想:或许自此一去,再不回头。在我的混乱的心中,悲伤与温暖,记忆与告别,祖国与天涯,汉语和他乡,慢慢被水浸透,字迹模糊,变成同一个意思。

一个故事,最怕一开头,就被人猜到结尾。或者,还有更糟糕的可能:以负载悲剧的人物开始,以轻飘飘的漫画结束。这样的故事,不该再讲下去,否则就成了俗套。

所谓古拉格群岛,我没见过。书上讲的惨烈故事,与我体验的加州生活,找不到真实的联系。在一九八九年,二十世纪的故事已经结束。

印象中的默多克先生,是一位和蔼的老人。无法想象,我的失忆,或北京的失落,与他能有什么关系。默多克先生到北京来了。那时,听说索尔仁尼琴老先生已在莫斯科郊外一片森林中安下了宽敞的新居。老索先生未曾对这不堪的灰色北京表露过太大的友善或关注。

告别前的一天晚上,默多克先生邀请我和他的儿子还有别的同事一道,去君悦酒店顶层喝一杯酒。我自然谨守分际,谦卑地站在后面。老人和儿子,伫立窗前,俯视下面蒙在尘埃中的灰墙绿瓦,还有阡陌参差的脚手架起重机。父子俩兴致很高,指指点点。看得出来,他们喜爱北京,出于真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概念的胜利。如同六十年前访问苏联欧洲左翼作家们,站在克里姆林宫上,仰望飘扬的红旗。我们站在新北京的中央,东方广场君悦酒店的顶层。底下发生的一切,使我们兴奋,也离我们遥远。在楼顶和楼下之间,横列著一段光年一般的心理时空裂痕,它比从中央公园到长安街要更漫长而且遥远。这深不见底的巨大沟壑,乃是八九年后扭转天空土地排列顺序的全球主旋律。

我从汉译的文字中,找到乌克兰的沼泽,森林;彼得堡的白夜或二月革命。但新的时空概念出现了;远和近是弹性的,扭曲的,相对的。延续只是幻觉,断裂不可能填平。当眼睛捕捉到璀璨的星光,大爆炸已经完成;无数个世界早已死灭。

从未认识海子。据说他于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卧轨自杀。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死亡,亦可被理解为一份对爱的极端表达。我相信一个写诗的农村孩子渴望接纳和爱。我猜想他是腼腆的,土气的;十分缺少勾引女孩所必需的魅力。海子已死;我没有故事,没有诗;只当了加州亚裔男;和默多克先生的翻译。

这三年里,【金蔷薇】和【遇罗克】都读了许多遍。父辈和上一代人,或者在高中读过这样的书;因之而激动;或经历类似的故事。然而我已三十多岁,重补十七岁时错过的功课,但不因此而自责。我是加州亚裔男,一个找不着北,也几乎不再能说汉语的傻冒海归。父兄辈们究竟犯了何种错误,而至于家乡面目全非。大势已去,对于搞不清楚的历史迷误,我已不再十分感兴趣。

因为这书,我可以直视默多克先生和善然而讥讽的眼睛。在他缔造和统治的世界上,决意当永远的流浪者和漂泊者。“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不再因做了失去国籍的中国男人而感到耻辱或羞愧。硬起心肠,一直朝前走去。哪怕大地下沉,天空变黑;哪怕家乡最后的痕迹,从地球上永远抹去。

 



推荐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