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八月十九日，莫斯科发生抗拒民主的政变；群众涌上街头，军队哗变。叶利钦大叔当时尚未酗酒，他跃上坦克车发表演说，身材矫健，语调自信，给众人留下深刻印象。那个夏天，我认识了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大家生计无着，天天讨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如何如何。淹没在相同的议题里面，时间一长，感到强烈的憋闷。既然祖先和种族如此不堪，那我凭什么上街勾搭白妞？大约从那时开始，我的“磕婆”业绩急转直下。

“嗑婆子”这词的来源，应该是东北话“唠嗑”。意思是，男人在公众场所，厚着脸皮，与素不相识的年轻姑娘搭讪、套近乎。我买过一张未上色的世界地图，凡是去游历居住过的区域和城市，根据亲身体验的“嗑婆”氛围、阴晴冷暖，逐一用蜡笔涂上不同颜色。那张对照鲜明的“磕婆水文地势图”，让我扼腕叹息。究竟爱的能量、浪漫和湿润的暖风，在一个城市或国家里，是否有可能陷入长久的封冻或干涸？

同年圣诞，苏联正式解体；叶利钦成为新政府首脑。过后不久，美国大学的历史教授宣布历史终结。当时我不认识一个俄语字母，却感到深重的挫伤和悲哀。这种奇怪的感情变化，让我彷徨、忧虑，但无法与周围任何一个朋友分享。我开始关注周末上映哪一部拉美或法国电影。有一回去看法语老师玛丽，在她书架上见到一本绝版旧书，借回来看，竟然入迷。书名是《作为精神现象学的斯大林主义》作者是从未听说的罗曼·雷德里奇。

玛丽与我同龄，原来在法国巴黎教中学。来美国旅行，认识了很不成功的街头画家保罗，竟然冒冒失失就嫁了过来。她脸孔白净，长了两片法国式薄嘴唇，模仿能力极强，开出来的玩笑超极恶毒。我请玛丽教我法语，因为谈得拢，成为好朋友。我有满腹牢骚无处发泄，就向玛丽诉说：为什么？仿佛一夜之间，曾经充满温情、奇迹的旧金山似乎弥漫着毒雾，腐蚀了昨天还两眼放光的旧金山女孩子们。像是有所预谋，一个赛一个，都板着脸孔。民主胜利，极权倾覆；旧金山的甜白性感妞，变成忿怒凶悍妞——两种风马牛不相干的历史现象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内在联系？我一直搞不懂，不快活的女人对男人丧失兴趣，是觉得男人都不像男人，还是觉得自己本身也不像女人？归根到底，两性间的情绪和状态，总归是相互感染。不能想象，假如一座城市里的男人都病态了，颓萎了，女人却能够丰润抚媚、神采奕奕。

当我沉没于焦虑、孤独，玛丽以非凡的表演天才给我带来短暂然而巨大的快慰。我们坐在咖啡馆里看人；然后她悄悄地模仿各种角色，尤其是那些一本正经、板着脸投身于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们。

同为异乡客，玛丽有着与我同样的敏感。后来在许多国家，不断地遇到从旧金山逃出来的中年男士，听了许多相似故事，我不再担心自己心理错乱，是患了偏执狂的落伍者、反动派。旧金山的白种女孩变得难以接近，并非是我个人的主观臆断，我所经历的荒唐情景是真实的，尽管形狀模糊、难以描述。

我们都是从那片感情大荒漠里面跋涉逃亡出来的难民。一九六七年夏天，女权运动顶峰期，数十万未成年青少年从全美各地来到旧金山。他们在金门公园里亲吻、唱歌、做爱、吸毒、彻夜狂欢。那个场面在美国历史上称为“夏天之爱”。后来又有激进女权运动，要重写一切性爱规则；修改所有涉及男女内心默契的细微法则。它许诺让大家一起来塑造新型的、没有人格缺陷的男人和女人；如同叶利钦许诺给无数前苏联人富裕、自由和快乐。那个革命发源地气氛温馨、景色迷人，看不到杀戮和血腥；但是拥有一份特别的、史无先例的残忍。

绝大多数情况下，宏大政治违背女人的天性。任何一种颜色的观念偏执，与“磕婆”取胜的大原则完全相悖。

我最早的“磕婆”经验始于北京，带我上路的是两位解放军哥们。严格来说，他们不是背枪打仗的士兵，只在文工团吹吹号，唱唱歌，有时倒卖一点牛仔裤、摩托车。那时的海淀区尚有绿色的田野阡陌，还有美女如云的海政文工团，坑洼不平的柏油小路、运河旁边的草坡和毯子、深夜北京郊外的煤灰和晨霜……

对我来说，八十年代北京的海淀区充满性感。那份美好的、苏醒的感觉，同所谓经济发展、民主自由全无关系。说到底，中年男人渴望他乡，或怀念一段飘忽不定的往昔，全因为在当下的生活中无处寻找相似感觉，那种炽热、殷切的生命感，与同代人内心的回响与共振。到美国以后，很久，很久，一直孤独郁闷。我伤心地想念那位掠走我童真的哈尔滨解放军小妹。

苏维埃红色帝国土崩瓦解，从欧洲到亚洲，无数人欢声雷动，甚至淌下狂喜的泪水。我心里生出没头没脑的留恋与伤感，作为失落和怀旧的借口，显得词不达意，残缺不全。其实，对苏俄我知道得很少。模模糊糊看到一片白桦林，苍茫雪地，蓝尖顶的教堂，书桌前的列宁，娜塔莎的红军帽，等等，会联想起遥远朦胧的童年，早已去世的爷爷奶奶。后来才听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残酷的集中营、还有无边无际的苦难。

几年后，如同一只逃入大森林的狼，我流窜到刚刚转型的俄罗斯和东欧。即便挣扎于衰败的乱世，很多普通俄罗斯人不计回报的坦诚与好客，给我留下长久的感动。解体后最初几年，遇到难以解脱的困难，可以截私车，或恳求路人帮忙，而且确实能得到帮助。后来慢慢不行了。媒体上常见暴力事件，针对有色人，具有种族性。我个人从未遇到，也许只是幸运。

十几年来，一般俄罗斯中小城市，外观没见多大变化，不似中国的突飞猛进。但不论它们怎样萧索，老旧，在我眼里，终归留着一份挥之不去的沧桑、淡泊和大气。这一点，繁华艳俗的中国城市，还是不能相比。

那儿没几个亚裔妞、黑裔妞，却有满大街的白妞。有些姑娘从未见过亚洲人。不可思议的是，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八十年代的海淀。大雪纷飞，街道灰黯，楼宇古旧，但空气里流淌着玲珑剔透的清澈、温柔和性感。

多数俄国或东欧女孩，有一份落落大方的优雅，毫不虚饰、做作。经常在不起眼的小街上，会见到让我永世难忘的绝世小美人，迎面走来，一双惊诧的大眼睛里，流淌出青涩的微笑。

从外表看，东欧女孩和美国女孩，属于广义的同一种族，其实两者间存在天壤之别。笼统地说，也许前者显得更有教养，体型和气质更加性感，似乎也更乐意在性爱或情感层面上体贴男人。当然会有例外，但共同的文化烙印非常鲜明。

人与人之间，就怕比较。接触经验一多，便看出严重的差别。大量美国中产阶级女孩身上，或多或少攀附着大同小异的夸张、粗蛮、神经质的内心封闭，还有些习惯性的僵硬做派，和东欧女孩相比，显得格外古怪、刺眼。去东欧的次数多了，对美国女孩，进而是整个当代美国文化，从感情上愈加疏远了。

性的解放，没有带来精神的成长。在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或许还有其他没去过的国家，文化枯竭、萎缩了，语言丢失了原先依稀留存的优美。对于无数未及时转弯的普通人而言，生活没有改善，却是大幅度倒退、恶化。在东欧总能找到女性交谈对象，因为她们和我有共同的渴望：重新发明自由。

极权已经倒塌，又似乎改头换面，重新出场。对我来说，封冻的语言，埋葬神秘元素的土地，无性无爱无诗无音乐之高效增长国，就是极权。它憎恶一切自然、混沌、原生的生命状态；尤其憎恶爱情。九一年夏天之后，有人宣布自由的胜利。他们是唯物论者，信仰物质的无限增长；崇尚强悍无情的经济决定论；一切妨碍经济进步的不识时务者、不幸者们，活该用扫帚一挥，扫入角落。

但是我懒得抗议，懒得反抗。生活有自身的重心和方向。每次遇到亮晶晶的一双大眼，听见哇啦啦的脆嗓音，看着冷风吹散她的头发，我心里升出全新的、温柔的希望，想象有一天她变成快乐的母亲。她的一切琐碎、无知，都让我心花怒放。因为她是神秘的、大地的阴性造物，拥有我永远不能领会的睿智和力量。我做好准备，在几天后被她抛弃，然后长久地怀念她。或者奇迹出现，我拉着她的小手，一起走遍天涯。

我依稀看见那张“磕婆水文地势图”的初期轮廓。这是一个难以言传的真理：性感属于一段时空、一片土地和一群人。

从九零年第一次搬旧金山，到去年最后一回去出差，每次回去，总归会在头一星期，找个机会沿着市场街步行两站路，去一趟公共图书馆。市场街上的疯男疯女们，换了一拨又一拨，老的死了，新的又来，他们身上五颜六色、不合季节、气味不堪的衣服，装饰点缀着这座奇特城市灰色的雨、陡峭的坡和清冷的阳光。对这些人，我从戒备、反感、目不斜视，到视而不见。直至有一天，发现自己对他们生出难以解释的怀恋。

有时我觉得又爱上了这座城市。风景确实很美。一度遍布全城的追酷女孩，看来日渐稀少。回到米慎区，看看十六街上的小电影院，到了傍晚或清晨，乘三十八路车去西北角的悬崖，呼吸松树丛里的冷雾，还有脚下呼啸的大海。当年在公司隔壁的墨西哥面包店，仍然生意兴隆。那个卖面包的小女孩，如今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记得我。她的名子叫嘉布蕾拉。

九零年前，我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法律上和情感上，那是我的真实身份；哪怕已经毕业，在找工作，并早已打定主意，绝不再回中国。对这个新的国家，我充满热忱与好奇，尽管有诸多方面的不适应。那份虔诚和真挚的心情，现在已无从追忆。如果有谁歧视过我，或姑娘们冷遇过我，我没有特别在意。一些杂乱模糊的小不愉快，没在心里留下伤痕。

我怀念北京姑娘，无奈，在美国左右碰不着；即便碰到，发现只要漂亮一点的，就只肯和外国男孩要好，对本族小伙则是绝不多看一眼。既然如此，我找白妞好了！在当时，这尚未变为心理情结，成为性爱偏好里的自我肤色歧视。

八九年后，因为CNN这样的媒体，我分享了其实并无资格领受的集体性感光环。“Hi！你是中国来的学生？”小女孩亮晶晶的蓝眼珠，流溢着温热朦胧的水分。那一段短暂而且虚假的灿烂，让我认识到，一个性感的身份，在美国社会的猎艳场上意味着决定性的权力。内涵无需确定，光环笼罩一切；光环即是性感，身份就是资源。媒体赋予了这资源，也随时可以剥夺这资源。

几年之后，情形变了。我是个落地谋生、辛勤劳动的新移民、华裔男。当然，性感的光环继续闪烁，以往带着殷切和真诚朝我凝望的年轻姑娘，现在朝另一个方向看了：“Wow! 真的？从布拉格来？名字怎么念？米列卡？”

身份可分两类，有血液中内在化的情感认同，还有随机性的“身份掩护”。比如很多美籍华人会说，我爱中国，也爱美国。事实上，两种爱之间，大抵有一项带着相当大程度的权宜性。

被剥夺身份的感觉不会很好。过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史上，许多人被宣布不属于“人民”。他们于是低眉顺眼，月月检讨认罪，日日自我批评，战战兢兢做人。终有一天，不知谁宣布他“改造”成功，才勉勉强强复归成为“人民”。

九零年代的旧金山，当然没什么思想改造学习班，逼我去做什么样的华裔男人。男女间沟通依靠默契。年轻人的自信，来自同龄异性传递的下意识信息。每天走在街上，来自陌生女孩不经意的眼神，无数次暗示着你在女性眼里拥有什么级别的男性身份。坦白地说，在美国本土无意识性身份等级体系中，华裔男是勤奋、腼腆、狡滑、温顺、会两下武术、对电脑颇为在行却无性欲、无情感的中性人。

我时常猜想，会不会哪一天，在市场街上那群可爱的老少疯子中，邂逅一位眼神更复杂、更暧昧一些的失意华裔男。但没有，二十年了，从来没有。我在旧金山见过的华裔男几乎无一例外地乐观、敬业、关爱家庭、心理健全。那些横眉怒目的白种女权妞，不论冲谁使性子，对待唐人街的老板大厨打工仔们，总归是客客气气，和颜悦色。而后者，也从不向白妞们散发哪怕一丝一毫的性能量，或原始的男性攻击力。

我最终坚持要在大街上，用“嗑婆子”的方式，而不在某家中餐馆，或某一所学院的经济讨论课上，来证实自己的男性勇气和性爱资格，因此几度堕入精神深渊，与市场街上的疯子们相去不远。

罗曼·雷德里奇死于二零零九年，他发明的极权主义精神现象学，先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从他的理论中，我领悟出极权的真实起源，并非政治或暴力，而是身份的再造、词语的变异，还有集体的催眠。一大群人一起抽风，大家都失去现实感。

极权刚出现时，并非列宁、斯大林同志专门设计好了要如何如何，而是所有人都没太搞清楚要如何如何。在“文革”初期，难道多数人是被谁强迫的吗？我没见识“文革”，但粗粗领略过旧金山的无性妞和反性妞。几年前，我在柏林地铁上忽然又碰上那么几个久违了的小家伙，听口音他们显然来自加州，一副夹生带涩、不像萝卜不像茄子、不像男孩儿不像女孩儿、十分傲慢又毫无自信的做派。他们大声交谈，但词语含混不清，夹杂着无数中学生黑话，大人根本听不懂。尽管都是白皮肤、金头发，却显然同周围所有的人都不一样。简而言之，一旦进入铁桶一般的思维，便有了另类集体人格。一所挤满酷仔酷妞的美国郊外中学，与此并无不同，纵使没有钢铁般的党组织。

极权主义在性爱的方面，究竟如何显示？投身“天大地大、爹亲娘亲”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去延河边宝塔山下拉拉手，散散步，就要检讨、批斗、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光荣传统，我小时候也打过疫苗。但美国确是自由国家，而且标榜过性爱自由。心态不平衡的我，“觉得”似乎有无数女人串通好了，一起摆出“不屑理睬”的姿式。事实上确实没有。但她们行动如此统一默契，到底为什么呢？

我猜想，这是一套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没见过的新东西：一个富裕浮躁百无聊赖的商业社会，一大群心理人格发育很不健全的青少年，在时尚和媒体的娇惯笼罩下，自我实行集体催眠。

集体催眠状态的出现，倚靠几个基本条件：空间切割，视觉暗示，符号暗示，语言真空，历史真空，人际间所有真实的情感交流亦达到一个真空的临界点。

与老牌极权社会相比，九十年代旧金山的酷孩子王国也有基本相似之处。他们人人都觉得自己很特别，是希望的灯塔，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之间的男女交往，也遵循与柴米油盐的凡人毫不相同的另一套规则、另一套语言、另一套表情。究竟是何种规则或语言，其实很矛盾、很不清楚，又常常变化。所以心理都很扭曲。

极权憎恶一切自然的、混沌的、原生的生命状态，尤其憎恶爱情。取而代之的，是粗暴、骄横、成群结队而又相互隔绝的变态群众。他们只热爱权力，热爱从一切关系中发现权力，证明权力，证明了还要再证明，再再证明，永无止息。哪怕是短期的极权社会试验，遗留下扭曲的记忆、感情和身份的内心废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流逝，才能慢慢痊愈。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供职的那家出版公司破产倒闭，我成了失业者。当时未感到多么恐慌。父母建议我去香港谋职，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消极地接受、等待。

当时互联网尚未流行，我写信向朋友们道别。抽屉里留存着厚厚一沓朋友们用手书写的回信。到今天，那些页纸都已发黄变脆。

除了看书、游荡，我努力练习太极拳。七八月的旧金山，起伏不定的山坡上飘着冷雾。我的心境一天天变得清澈、宁静。一个强烈的直觉告诉我，往回走不是好主意。

有一天，我去图书馆找来几本厚厚的法律书。第二天，我慢慢溜达到山坡下面的移民局。一小时内，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我饥肠辘辘，觉得自己是伫立在山坡上的饿狼。

那几个星期里，无法描述的情感冲动，把我的心推向大雪纷飞的北方。那是宗教性的冲动。而我不信任何宗教。我跟随那个声音走去，不顾其余一切常识，理论、潮流、教义。我没有后悔。海淀的田野和小溪已经填平，但世界很大。

二十年过去了，美国换了四届总统，一次恐怖袭击，两场战争，一次巨型金融危机。我无数次搬迁，与好友争吵，每月数次更换我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观点。没人理解，我何以既不肯做一个本分男人养家糊口，又不能持续八十年代的清纯理想。

罗曼·雷德里奇的书，我读了不下十遍，在感情上接近了作者原初的祖国——饱经苦难的俄罗斯，那儿出现过繁星一般灿烂的文学与诗歌。对我来说，自由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一定意味着口号和游行。也许，对于一个内心曾经破碎的中年人而言，自由是一声来自大地的召唤，一次精神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