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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我觉得自己成功地“打入”了西方文化。我身边的女伴有薄薄的金髪,天蓝色的眼睛。我二十多岁,不懂得爱情;但是能辨识旁人目光里的羡慕和惊诧;尤其在烟熏缭绕的唐人街上,那些缄默然而机警的中国老乡,眼神犹如一把把钝锈的菜刀,指向我摇晃的后脑勺和轻狂的下巴。卡特琳偎在身旁,浑然不觉。她由衷地赞叹着窗后挂的油鸡和烤鸭。

这女人比我大五岁;她爱好中国菜和东方文化。那年冬天,我放弃了华尔街的薪水和职业;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失业者。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流露出某种程度的痛惜,不解,甚至轻蔑。而卡特琳朝我张开双臂;给了我温暖和爱。

在她的家里,有迷香,草药,高纤维的德国黑面包,两只大猫,还有一张高及屋顶的怪床。卡特琳的家乡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她自小叛逆,和父母关系紧张。后来被送到美国读书,就不再回去。我知道她涉足过各种圈子,经历复杂;有过若干痛苦的记忆,几片残留的内心伤疤。

一九八九年四月,春暖花开;我和卡特琳的关系出现了麻烦。冲突的起因或是非,不值得考证追忆。只记得那天去唐人街吃完饭,回家后又大吵一架。最后我精疲力竭,上床睡觉。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坐着,幽幽地哭;后来就听见她打了很长的一个电话。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好如初。缠绵温馨之后,卡特琳给我说起约翰.戴维斯;还有南加州洛杉矶北部的一个小公社。总而言之,那儿有几位我过去没听说过,或听说了但没太注意的男男女女,他们是卡特琳的好朋友。她正式邀请我:陪她一道去西岸;在朋友们办的公社里住上两星期。那地方环境特别好;约翰.戴维斯是一位智慧的长者;说不定,我们的关系能因之而有所改善。

在那个烦躁和伤心的春天,我预感到卡特琳和我终将分手。对于参观什么嬉皮公社,我有重重的疑虑。最低限度,周围将全是一群她的怪朋友。一旦发生什么分歧或冲突,我将陷于彻底的孤立。当然,感情,希望,还有好奇心占据了上风;我义无反顾地和她一起去订了飞机票。

临上路的头天晚上,我参加了中国人的一个聚会;见到两位北京的老朋友,还有一群不认识的人。离开华尔街后,我同中国朋友们联系比较少了。我的老朋友见我来了,都显得特别高兴;他们没追问任何难堪的问题;只说干嘛不把白皮肤的女朋友带来,让大伙儿见识见识。

带卡特琳来是不现实的想法。去了之后我才发现,那不是一般的喝酒吃饭,更像是一个煞有介事的碰头会议。来了几位有头有脸的家伙,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之类。有两三位刚从北京过来,而且很快又要回去。他们目光炯炯,脸孔涨得通红,还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付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派,非一般蔫头蔫脑的留学生访问学者们可比。

在宾州小学院里读书的头两年,我的生活枯燥至极。最大的梦想是能有一天又回到这麽一群牛逼轰轰的北京大哥们中间,再来重温甚至延续一段越来越遥远的青春氛围。后来毕业工作,交女朋友,有了新的烦恼和爱好;那些无望的,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激动和渴望,慢慢被磨平,淡忘。走进这间屋子,四面轰响着于我格外亲切又稍有一点隔膜的北京方言,血管里一些沉睡的细胞开始流淌,苏醒;然而,我的内脏里似乎增添了新的移植器官,它们同这些细胞无法兼容。我不知该把自己往哪里摆;觉得无所适从,坐立不安。

开会了,额头最亮的一位东北老哥主持。我意识到,最近不够关心时事;错过了某些严重事变。在前互联网时代,了解中国情况的唯一渠道,是两三份香港杂志或台湾报纸。搬进卡特琳的东村小公寓之后,我已基本不看。他们辩论的话题我不很明白,什么“体制内”,“体制外”,“见好就收”;但可以感觉到空气里弥漫着愤怒和期待的烟雾。可怕的是,我的老朋友们驱赶我站起来发言。他们向众人推介:这位王先生曾就职于纽约金融界;来美国多年;已融入主流社会;哦,对了!他还有一位德国未婚妻!不妨请王先生谈谈:西方一般民众,如何看待今日之中国?

多年前残存下来的本能,使我不甘心一口谢绝。但我确实不知该说些什么。这两个星期,家里那位西方人士频频和我吵架,还一度把我赶下她的高床,到客厅里和猫一起睡觉。无论是和她,或她的朋友,都没有深入讨论过中国的形势。于是我清了下嗓子,支支吾吾地说:也许报上和电视上吵得响,但据我所知,相当一部分西方民众,不看或不经常看他们自己的报纸和电视;这里也包括受过很好教育,有一些文化的人。何至于此?原因比较复杂。也许,以我个人观点,意识形态的品牌化,营销化,还有生活观念的极度多元化,可算是重要启因。由此得出结论:不论近期的事件朝哪个方向演变;从根本和长远的意义上来看,除了少数学者政客,一般西方大众,从上到下,都不会特别在意。说到底,中国不在他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之内。

看得出好几位与会人士的大红脸上露出扫兴和不悦。心想这下糟了;我成了装模作样的半个西方人,已经无法获得昔日北京大哥们的赏识和理解。但忍不住还多说了两句:西方人自己将富裕和自由视为天经地义,很久没有为之做过流血斗争。但社会彻底多元,各人顾各人。孤独和失落,找不着自我身份和感觉,这才是西方社会真正普遍而严重的问题。个人体会,某一天倘若在思想上,情感上,同一般西方人不再有多少隔阂或距离,其可靠标志乃是连自己都找不着北了。

我停嘴,坐下。大伙儿面面相窥,沉默良久。最后憨厚的东北大哥作了补充。他说,小王对西方的观察还算深入,细致。但看得出来,他离开中国太久。今天他讲的话,提醒大家一个现象。相当一批海外华人,出于各种原因,主要还是未能充分融入西方的上流和主流,容易坠入民族主义的精神洞穴。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云云。

我明白自己当了一回反面教材。偷偷看了下表,第二天一早要和卡特琳赶飞机。回家太晚,恐怕又要挨骂。我做东方人已不够格;做西方人也挺窝囊。或者,加州的灿烂阳光,将朝我展开另外一片天边海角,那无垠无涯,深蓝色的大西方。

约翰.戴维斯和他妻子一起开车,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接我们。他一点也不老;高高的额头和鼻梁,脸孔像会上的东北老哥一样浑圆发亮。这人不招我讨厌。好几次,卡特琳情绪不佳,或者和我吵了架,就要打电话向某人作长时间倾诉。现在我无须再追问她,那些电话都打给了谁。

我曾高度怀疑,对卡特琳来说,约翰.戴维斯像一个替代父亲,精神导师,还有别的什么暧昧仰慕对象的混合体。这种奇特关系像一团阴霾,笼罩着屋里那两只老猫,还有我们两人共眠的高床。一见面,约翰的大眼睛迸射出激动,欣喜,和憨直。他见到每个人都要紧紧拥抱,专注而且时间长久,似乎要传递某种能量给对方。从机场往北开到欧亥镇,车程两小时。一路上,约翰和他那个黑瘦性感的墨西哥妻子只聊自家的琐事。卡特琳拉着我的手,头靠在我的肩上。窗外呼噜噜吹来潮湿的海风,还有棕榈的清香。前些天我对卡特琳和约翰的阴暗猜疑,现在无影无踪,随风飘散。

那地方和我想象中的什么公社大相径庭;完全就是南加州富裕中产者的山地庄园。大草坪,游泳池一应俱全。一打开门,从楼上飞奔下来一个丰满红润的小姑娘,十二,三岁,只穿背心和小裤衩。她和每人重温一遍约翰式的拥抱;还在我嘴唇上重重吻了一下。这是麦娅,胖大嫂卓娅的女儿。现在我明白了欧亥公社的见面礼节:每人见面都充分地拥抱,亲吻;以期消除猜疑、敌意,或人性中储存的其他负面能量。

吃饱了,困了;天也黑了。卡特琳告诉我,在后院树林子里有大木盆;灌上热水,可以享受星光下的盆浴。胖大嫂卓娅一听,急急地说也要去。我感到极度困惑和扫兴,但不敢流露;毕竟胖大嫂准备了迎接我们的晚餐。况且对公社里的各种详细礼节,我还不甚了了;也不好意思问得太具体。不知除了亲吻拥抱,在陌生男女之间,是否还接受更大程度的随意亲热。

洛杉矶著名的废气之雾飘不到这山里。在几根黑色树枝上面,淡蓝色的夜空如流星雨一般璀璨。那个大木盆,别说三人共浴,恐怕五个人都绰绰有余。我想得太多了。这里不忌讳男女一道脱光了身子洗澡或游泳;如此而已。水蒸气蒙住了我的眼睛。旁边的胖大嫂稍稍一动,一股强烈的波浪便涌上我的脸颊。我听见卡特琳用陶醉的声调对卓娅说:约翰不是普通人;他能接通宇宙之大能。虽然热气逼人,我还是感觉到全身泛起的鸡皮疙瘩。

第二天早晨,卡特琳和我两度缠绵,许久未曾有如此酣畅的亲热和释放。后来,我拢着她汗湿的头发,心中涌出无与伦比的柔情。“我爱你,”我对她说。她沉默良久,最后用她的蓝眼珠注视我。我从那眼里看见从未相识的冰冷。“我不能再爱你了。”她说,“我有病,还在康复之中.;我得先学习爱自己。”

我克制住了修改机票,提前折回纽约的冲动。硬下心肠在那个让我心碎的欧亥伊甸园里住满了十五天。她宣布斩断与我的情感关系之后,有过短暂而凶毒的口角。之后我明白一切徒劳,遂不再坚持。我搬到大宅子的另一角;强忍著溢满胸腔的委屈和伤感,每天找些方法来打发时间。

认识了沃夫冈和他的美国女友妮娜。沃夫冈也是德国人;抛下妻小,一个人跑到加州。据说从前是西德学生运动里的激进左派。每天和他们闲聊,慢慢了解了一些欧亥公社所代表的学说和主张。大概意思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和潜意识深处,都埋藏着巨大的,光辉灿烂的能量;通向无限的生命和宇宙之大爱。寻常世人的喜怒哀乐,观念思想,情感欲求,统统不值得重视。多数人一生辛劳索求,悲喜轮回,生生循环,无止无息。那么,如何找到那个能量呢?答案是:慢慢学会爱自己。当然,约翰.戴维斯可以给予某些指导。

从实际的方面说,这座房子是约翰.戴维斯的私产。他好像拥有不止一处的房产。据沃夫冈说,约翰.戴维斯是好人。偶尔介绍朋友来此地小住,有钱的话给一点;实在没有也不计较。戴维斯原来是骨科医生兼康复专家;后来有个什么好莱坞过气女星全心崇拜,给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捐助。从此行医兼心理咨询并布道;还享受源源不绝的一小批人追捧。沃夫冈还说,在阳光灿烂,内心空虚的南加州,像戴维斯这样的小型教主不在少数。

欧亥公社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那个絳蓝色的游泳池。好多个无聊的下午,我去游泳池,恰好沃夫冈和妮娜总在那里。于是,在清得发亮的水里,我和沃夫冈两个赤条条的大男人,有时加上抱着塑料鸭子的小麦芽,来来回回地穿梭游动。妮娜从不下水,始终躺在大毛巾上读流行小说。每次转变方向,我试图不朝她的方向看,以免过份地注意到刺目阳光下袒露无遗女性阴部。

当时我想,能当上戴维斯这样一个满面红光,招人喜欢的大骗子,实在是一种不错的活法。

临走前两天,卡特琳帮我跟戴维斯约了时间。通常接受一次咨询收费不低。但戴维斯给我破例,一分钱不要。

白天他忙,约在深夜。我们坐在大木盆旁边,看着远处的山脉和星星,瞎聊一个钟头。出乎意外,他对我和卡特琳的伤心史毫无兴趣。倒问了很多涉及中国的问题。关于我如何长大;与父母怎样相处,等等。还问我如何看待美国的自由。我说,您自己怎样看呢?他回答:美国人有各种法律权利;但毫不自由。因为他不拥有感觉的自由;要别人来教,才晓得怎样开心,怎样给自己找乐。世上有这么蠢的人么?

分手了;我和约翰.戴维斯紧紧拥抱。他不经意地讲了一声:聪明小伙,找个别的女孩罢;容易得很。

二十年多年过去了。卡特琳和我的恋爱早已结束;后来我们建立了比较持久的友情。有一年境况不佳,情绪低沉。我去见她,一道吃饭。我对她说,我决定彻底返回中国,放弃绿卡,等等。卡特琳未表示丝毫的不解或惊讶。不出几个月,她又接到我从北京打给她的国际长途。我已彻底变卦,终归不能适应在中国长呆。卡特琳开心地呵呵大笑,没有任何藐视或嘲笑的意思。

那年在纽约一道开会的年长朋友,直至今日,仍然学不会或不肯学会英语;还继续忿忿不平地议论着与当初相似的重复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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