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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耐雄纳尔

一.
他的前妻,两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先他而死;被毒杀,处决,流放失踪,或精神失常而病殁。已近六十岁的老先生,和他三十年的妻子,在花草繁盛的墨西哥城柯亚坎区,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旧思路敏捷,文笔犀利。在深夜,孤独而漫长的零散片刻,他怀疑自己;一个支撑了他大半生的遥远信念,慢慢开始动摇,破裂。他考虑自我了断。但是还有妻子,还有离散在法国,纠缠于寄养院和繁杂法律陷阱中的年幼孙儿。为了一生的完整,也为了最后的亲人,他打起精神,修剪好已经花白的山羊胡子;以执拗的自信面对世界。

很多人来看望这位传奇老人。即便沦落至今,他还是拥有无数敬仰者,崇拜者。当然也有人痛恨他,已经驱赶到天涯海角,还是不肯放过;不远万里,数次派来刺客;有一回用机枪扫射老俩口的卧室。他是名人,参与过二十世纪的历史。原名列夫.迖维多维奇.布浪斯丁;生于乌克兰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曾在敖德萨学习数学。后来参与政治,被逮捕流放。从一个偏远的流放地,冒用一位警官的姓名,抛下妻儿,漏夜逃亡。新的假名子,就一直沿用下来。虽然官方历史数度篡改,但明白人和活着的当事人,都随时可以认出那张独特的脸:列昂.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策划者,组织者;列宁的挚友;过份骄傲,时常得罪人的雄辩家,演说家;在最疯狂,最暴虐的革命初期,曾经乘坐铁甲列车穿梭于欧亚大平原上,一边读法文小说,一边指挥血腥厮杀;拜伦式革命梦幻者;苏联红军原始缔造人。

柯亚坎区在墨西哥城南端;林荫葱葱,院墙高深;不像穷人区域。僻静的街上,偶尔见到一两位方头大耳,穿着大花短裤的美国游客。他们旁若无人地谈笑,提醒了我:现在不是三十年代,而是一个世纪的末尾。在美国无数个书店橱窗里,或是大学艺术系走廊的墙上,总可以看见这幅熟悉的头像:一位悲伤然而美丽的棕色女人;墨西哥女画家弗丽达.卡洛。她的故居展览馆,座落在这条街的末尾。六十多年前,被开除苏共党籍和苏联国籍的托洛茨基,连续遭到几个欧洲国家拒绝入境;最后意外获得墨西哥的接纳。邀请者包括墨西哥总统,还有著名艺术家,弗丽达的丈夫迪耶哥.里维拉。

迪耶哥擅长豪放而且粗旷的巨型壁画。一种混沌激越的色彩融合,被奉为混血墨西哥民族的内心底色。那时,墨西哥仍然停留在一个今天我们无法辨认的时代。艺术家地位之尊贵,超越老板大亨甚至总统国王。迪耶哥发出的请帖,上面加了总统府的签字。他最新的构想,是一个由全球艺术家组成的共产主义大公社。革命元老托洛茨基住到家里,正好做公关策划和形象顾问。那段美妙的合作延续不到一年。托洛茨基夫妇收拾起不多的家当,搬到距离迪耶哥和弗丽达四个街区的另一栋小房子里。据说有过一些无端的政治分歧。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疲惫伤感的老托洛茨基和年方二十八岁的弗丽达之间,出现了某些不便张扬的微妙感情。

这里是他夫妻俩最后的家,直到老先生生命终结。机枪扫射事件之后,四面加固了水泥和铁板;乍一看去,像一座奇形怪状,毫无实用价值的大碉堡。窄小的园子内,一座清素的墓碑,四面摆着鲜花。墓碑上边,一面红旗,在风中微微飘动。

墓中长眠的老革命者,最后死于一把淬不及防的铁锤。从照片上看,老托洛茨基生命毅力非凡,遭到致命痛击,还能支撑站起,头上裹着纱布,被一群医生警察围在中间,手执一卷报纸,怒斥此刻闷坐一旁,由斯大林同志派来执行任务的不速之客。后来晕倒,弥留三天,方撒手而去。

卧室和书房狭长,挤迫,展品寥寥几件。一些盖了邮戳的明信片,上面留着优美细腻的钢笔字迹。我仔细辨识那弯弯勾勾的的俄文,认出“亲爱的。。。”“人类。。。”“全世界劳动者。。。”等等。还有一排照片,两位老人,头发花白,坐在野外,手上攥着几束热带花草;旁边蹲着几只他们心爱的兔子。

托洛茨基是相当精确的预言家,特别在他永远丧失家乡和祖国之后。

他曾经提前一两年估算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的大致时间段,误差只在几个月之内。“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他预言希特勒大约将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突袭苏联。

他亦最早提出欧洲合众国的构想;主张废除国界,组建一个联邦式的整体。

唯一没有兑现的,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他所念念不忘的世界劳工阶级大革命。

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角力的初期,情况尚未恶化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也就是互相蔑视,穿小鞋,设置各种陷阱让对方跳进去。托洛茨基恃才傲物,为人自负狂妄,四面树敌,不善于缔结盟友。铁心支持他的一批人,多数亦是天真加上偏激,文人气重。短短几年,以他在苏共党内的雄厚资历,竟弄到四面楚歌,孤家寡人。当然,他和列宁共同用革命暴力塑造了一个新的体制。在那个体制的顶峰,只容得下一个人。其余的或者匍匐,或者消灭。托洛茨基恐怕也没有及早看清这一点。

二十年代末,斯大林逐他走时,似乎并非决意致他于死地。以后恨他到偏执妄想,夜不成寐的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应该与两人各自的个性有关。托洛茨基见过世面,通晓欧美,文笔优美而且有力,攻人短处时毫不留情。要他从此退隐江湖,不问政治,实在强其所难。斯大林亦是旷世雄才,自尊极强,然而个性棉密内敛。若论口才和文化视野,比起托洛茨基,那就不是一般的逊色。

据内幕人说,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托洛茨基每投一篇稿子,在什么西方左派报编辑部里的墨迹未干,抄件早已循各种特工管道飞速送上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同志的书桌。然后外面的工作人员便要颤抖着聆听里边阵阵咆哮,椅子掀翻,茶杯摔碎。

一九三七年,大肃反。杜撰出来的罪名,多多少少围绕着“托匪”,“暗杀份子”,“破坏份子”,“托派间谍”这么几个标签。当初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周围早已沉默的七八位老同志不算,成十万,上百万的普通百姓,军人,艺术家,父母,妻子,儿女,背着莫名的罪过服刑,受死。没有遗言,没有墓碑,没有痕迹。

也并非完全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托洛茨基那套观念,融虚妄空想和天才预见为一炉。时至今日,并不显得多么深奥复杂。其一是所谓阶级专政。总的意思是既然无产阶级闹了革命,则应该有所有的工人,以民主的方式,一道来实行整个阶级的专政。否则变成斯大林同志委派来的干部政委们专政,照旧呼来喝去,受人宰割,闹了半天革命,岂非白折腾一场。其二是连续革命;也就是说苏联人应当集中精力诱发最先进,最发达,和最民主的西方国家一道革命,实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的落后国家关上大门自己闹军事共产,终归没有前途。

听说托洛茨基预备撰写一部名为【斯大林】的长篇专著,克里姆林宫里那位此书的主人公下达了格杀令。

托洛茨基遇害于一九四零年,终年六十一岁。据说,在生命最后一两年里,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信念。他对妻子说,不再愿意每天思索剖析一个自己痛恨的人。更愿意在剩余的岁月里,思索美好的事情。那段时间里,他有很多想法,没有付诸文字。

 

几年后,我去欧洲漂游,一走数年。当然有拮据的时候。有一回,我惊异地发现,精心比较火车票价之后拟定的一趟行程,竟然与当年托洛茨基于革命前某次逃亡的路线大体重合。比照传记中发黄的地图,我逐站核实,唏嘘良久。国界不断变化,人选择的路线却如此相似。我猛然领会到:一位一九零五年的流亡革命者,比起二零零五年这一位没有目标的旅行者,显然活得更加宽裕,潇洒,自由,而且愉快。从西伯利亚窜到维也纳,这么远的路,总要买车票,吃饭,找地方睡觉;还有家小。托洛茨基不炒股票,也没听说继承了多少家产。细节不去纠缠了;显然每到一站,都有人替他付账。护照容易伪造,没那么复杂的签证手续;还有兴趣相投的各地动乱份子,可以相聚聊天侃大山,不比我们爽才怪。

可以核对的事实是,不论在维也纳或是柏林,日内瓦,托洛茨基获得了当地社会民主党的慷慨资助。第二国际的互助机制,那时尚未瓦解。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去世;老马老恩留下这座大庙,在欧洲剩下两位掌门人,一位名叫伯恩斯坦,早年被德国政府驱赶至瑞士;后来去英国与老病的恩格斯为伴,乐不思蜀。另一位名叫考茨基,留在老马的故乡,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大。西欧大陆连续几十年未发生战争,经济繁荣;各国的工资水准持续上升,包括最底层的工人。德国实行过一段新权威主义;后来俾斯麦退休,选举逐渐放开。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由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一直上升到三十几。

我无从调查一九零七年的工资或物价水准。但是很显然,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给工人夜校讲讲课,替小报写写文章,也能租房子,养家活口。这样美妙的时光,对于任何一个在二十一世纪初混入维也纳的外国难民,根本无法想象。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是,在一百年前,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和中欧,经过马克思之后几十年的缓慢博弈,正在开始进入社会主流。

在维也纳的那段日子里,托洛茨基认识了一位出生背景和观念理想都与他极其相似的波兰犹太女子,名叫罗莎.卢森堡。比托洛茨基年长八岁,一样地心高气傲,聪敏绝顶;德国社会民主党里咄咄逼人的崛起新星。也许是文人相轻,这两个人互相都不太看得上。

罗莎和托洛茨基没有成为好朋友。但是乖戾无常的历史,将他们的姓名和思想紧紧拴在一起。最后两人遇难的方式,也有奇特的类似 – 头颅骨被敲碎,惩罚那颗不安份的脑袋。

那一连串小国家,拥有各自微妙而独特的语言,民俗,脸型,做派,烹饪,建筑风格,甚至草木品种。各有招人怜爱,引人肃然起敬之点;亦各有不太可爱,必须注意防范之处。总会有人认真而且友好地向我解释某一段悲哀的历史;被割让的土地;破裂的民族之魂;未听说过的国际阴谋;欧洲的文明,起源于数百年前某一位他们的民族诗人;如此等等。我感到差异和疏离的快感。搭上火车,走三四个小时;总能穿越一条新的国界;进入一片新的天地,接近一段截然不同的历史;从而忘却昨日的烦恼。我不明白,那些小国家的人民,为何不爱互访,特别老年人。他们要出门的话,一定去意大利,希腊,英国。旁边的那个小小的邻居,他们没有兴趣。也许有几十年的积怨,血腥的记忆,或者干脆就是没头没脑的势利和轻蔑。

这些小国家,有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波兰,和罗马尼亚。我在这些国家之间穿梭,盘恒,游离。过了很久,慢慢才才晓得,在过去一百年里,他们各自的边界,不是坚固的城墙,而是起伏的潮汐;翻滚的泡沫;游弋不定的波浪。在一百年前,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并不存在,作为独立的国家。

慢慢发现有一些不便随意触碰的话题;一些地雷区。比如说,托洛茨基的姓名。某些久远的,隐忍的,深入骨髓的憎恨,开始冒出污黄色的气泡。不是完全针对倒塌了的苏联帝国,或是消散了的红色意识形态。更多的,主要的,是针对托洛茨基和罗莎共同的种族。

不止一个人悄悄地告诉我,欧洲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千万人无辜死亡的大灾难。总归与“他们”有关。不论以金融大亨的面目出现,或是装成赤色激进份子,“他们”的底线总归是破坏和瓦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最习惯的生存方式,是悄悄寄生于另一个国家的隐形民族。

我不太相信他们的话。无论如何,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和考茨基不可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一个巨大的国际阴谋。

一九一四年八月,大战爆发。德国日趋壮大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投票支持战争。在法国,英国的左派党或工人党也做了相似的决定。这意味着,各国的工人大众总体而言支持祖国,支持政府。这也意味着欧洲工人阶级的自相残杀,为了老板们和将军们。马克思的一个幻想和希望,在这一天已经破裂,死亡。

罗莎追随列宁和托洛茨基,宣布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她另成立了一个党,取名“英特耐雄纳尔”。后改名为斯巴达克斯党;后又改名为德国共产党。罗莎生于一八七一年,于巴黎的那个短命的公社同龄;和巴黎公社那一首响彻全球但无疾而终的歌同龄。这个字的意思是:无产者的国际主义。

这是罗莎和托洛茨基共同的最后精神底线。法西斯主义者对所谓“犹太国际阴谋”的解释失之于粗陋肤浅。不能否认,作为个人,他们真诚而无私。可能,在无意识中,他们承负着那个古老流浪民族的神秘心灵和悲剧命运,虽然他们自己不能承认。

后来德国战败,亦爆发革命;但情况完全没有朝着托洛茨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罗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不乐观,但是,为了不背弃她的同志和同伴,她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比托洛茨基先走了二十年。

在柏林梯尔公园西南角,罗莎的尸体被士兵抛入运河之处,有她的纪念雕刻。旁边有人用手抄写了她最后一篇文章的结尾。这个女人的口才和雄辩,不逊于托洛茨基:

“柏林恢复了稳定吗?你们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们的‘稳定’建在沙滩上。明天,枪炮声再度响起;你们将吓得面无人色。一声嘹亮的号角,向世界宣告革命的来临:这是我,过去,现在,将来,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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