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王昭阳 > 恐怖时代的孩子

恐怖时代的孩子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1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29日

2001年,我在旧金山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

每一次将要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我都有奇怪的预感,并为之深感不安。七八月的旧金山,雾气迷蒙,寂冷清寒。我开始仔细研读《圣经》。耶稣说,放下你的包袱,跟我走吧。这句话,使我深深感动。我最终没能成为一名虔信的基督徒,却无意间成为一个宗教网站的常客,每天登录几小时,追踪或参与各种闹哄哄的辩论,以此打发无聊和清闲。

8月的最后两个星期,我订了机票,处理了多余的东西。对于未来的生活,不再感到困惑。跟随基督;或者谦恭地告别,转而追寻另外一些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

我仍旧是那个宗教网站的追随者。有那么十几个名字总是出现,在各种话题后面都看见他们的跟帖和发言,观点和姿态非常相似,总是那么高亢,甚至略有一点强加于人的热情。

我很快意识到他(她)们全都是美国人。对此,我不感到意外。自我感觉超级良好,是他们信仰基督、跟随基督的主要表征。在他们眼里,披着大白袍子的我主耶稣,像一位满面红光、肌肉发达、充满青春魅力的球队教练。

有一回,蹦出一条与宗教信仰全无关联的帖子;题目是“一百条理由:为何绝不能娶美国女人做太太”,作者也是一位美国男人。这帖子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长达一百多页的争论,包括凶毒的咒骂和婉转的赞许。很显然,一句不够绅士的大实话,摸着了极少有人愿意公开承认的某个集体痛点。

有一位美国女网友,据她自己说是去俄罗斯传教,兼做NGO的工作。她网名叫“苏卡”。在俄语里,这词是“凶婊子”的意思,一句不好听的粗话。她既然在俄罗斯做宗教和社会工作,怎么没听过或不明白这个词呢?

我和尤莉亚相识的缘分,像一个低俗的笑话。“苏卡”每天上网出洋相而不自知。给她婉转暗示和善意调侃的,有我本人,还有另一位新来的小女孩。提醒无效,便一起看她笑话了。

两个陌生人之间,有时因为第三者的丑态或不幸,而建立奇妙的共识和默契。我们就此相识,并维持了将近十年的美好情谊,直到今天。

和尤莉亚头一回见面,在第二年的4月初,莫斯科卢比杨卡广场地铁站外边。傍晚5点,天空已经乌黑。她从我身后钻出,戴一顶灰绒红军帽。对她的第一个恐怖印象,是一起横穿马路。在无指示灯的区域挺胸而行,全然不理会呼啸而来的车辆,还指责我畏缩胆怯,挠着我冒汗的手心哈哈大笑,像个有今天没明天的亡命之徒。

尤莉亚给我看孩童时代的照片。父亲,母亲,和她。但这个家庭早已是过去时态。1992年,尤莉亚8岁。父亲对母亲说:臭娘们,你滚吧。母亲是中学老师,现在回到老家边远小城,无业,酗酒,领微薄的低保救济。父亲从事数种生意,均告失败。尤莉亚是独女,跟父亲。从13岁开始,她便频繁离家出走。自然是交了坏朋友,喝酒吸毒,还有男人。

我请她吃饭,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那个餐馆,藏在卢比杨卡附近好几层幽深黑暗的墙院后面。里边宽敞,老旧,明亮,所有的服务员看着都像有60岁以上。那天晚上,只有我和尤莉亚两个客人。我看着高大的窗框,褪色的窗帘,想象15年前,成群结对的克格勃低级职员,还有叽叽喳喳的女秘书们,或许就坐在这间空旷而肃穆的大屋子里用餐。他们轻声低语的回音,还有刀叉触碰杯盘,发出清脆的声响。

两年前,一群美国基督徒认识了尤莉亚。从此,她被邀请参加聚会,合唱,还有英语补习。后来便有了去美国学习的机会。不是正规大学,只是中西部小教会办的一所寄宿学校。住在里面的孩子,从日常生活到社交往来,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性别绝对隔离。每天数次祈祷,颂读圣经。我第一次听说,在现今的美国还有那样的地方。

为何不继续学习,或者想其他办法留在美国呢?我问她这个最简单最实际的问题。尤莉亚给不出清晰的答案。她感到迷茫,犹豫不决。显然,她对美国倒了胃口。是因为那所寄宿学校,还是小镇上的基督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说不清楚。其实我的状况比她好不到哪儿。原因何在?抛开学究气的废话,实在讲,我也很难说清。无论如何,在我和这个身世坎坷、岁数小了许多的问题女孩之间,慢慢发现各种微妙而难以言表的隐秘共识。或许,在一个过分奖赏快乐并且蔑视不快乐的大时代,我们都背负着难以克服的个人残缺。

顺着莫斯科河,踩着开始融化的积雪,我们遛到半夜。分手时,尤莉亚郑重邀请我参加十天后的一个聚会。去看热闹,尤莉亚满脸坏笑:看美国佬出洋相呗!

[subtitle=]

那次聚会的地点,在价位中档的“乌克兰酒店”会展大厅。严格地说,我们不是被邀请的客人,更没有权利参与聚会所涉及的任何正式社交,名符其实是混进去看热闹的。

主办者是一家国际婚介公司。主题直截了当:美国男人结识俄罗斯女人。据说,为了参加为时两周的国际寻偶之行,每人需缴纳不低于1万美元的基本费用,包括食宿,机票,几次大的集体社交会面,等等。也有额外的服务,比如说,客人单独与某位女郎约会,倘若语言不通,可配备翻译全程协助。在三人约会的特殊情况下,费用则有适当追加。

大厅装点得喜气洋洋;喇叭播放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纽约老歌。一大群美国男性已先行就座,或者聚集在酒吧边上闲谈。我瞥了他们两眼,中老年居多,秃头和发福的居多,绝大多数是白人。但我不敢多看。已经感到尖利的目光朝我刺来,毫不掩饰的敌意使我耳根发凉。更多的眼光赤裸裸地跟随着身边的尤莉亚。大约十分钟后,大门敞开,姑娘们鱼贯而入,紧张气氛顿时弥散。

屋子越来越满。可以感觉出来,女性的数量超过男性不止1倍。原先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个产业,没想到如此集约化,规模化,流水作业化。参加聚会的俄国女人大体显得文静,有些教养。相比之下,假如一个美国男人不是华尔街交易员,或迪斯尼公司的专聘律师,不如花这一两万块钱,没准能找到如花似玉的俄罗斯姑娘,而且听话,至少在她取得绿卡之前。

我第一次踏入美国,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唱得最熟的美国歌,有鲍勃·迪伦、赛蒙和加方克尔。屋里这些过分迫切的老男人,该是那些美妙歌曲的同代人?在一张张臃肿拘束的面孔上,丝毫看不出浪漫时代留下的痕迹,与好莱坞电影刻画的标准美国男性更是相去甚远。在那个奇怪的夜晚,我意识到,我的青春,已留在了那曾经热爱过的彼岸。

晚会结束。尤莉亚差我买酒。回来的路上,因为地板打了厚厚的蜡,我滑倒在电梯前面,闹了个仰八叉。三瓶红酒碎了两瓶。衬衫上沾了红色的液体,裤子湿透。摇摇摆摆走出来的美国男人,一致为我欢呼鼓掌。尤莉亚把我扶起来,相互偎依着,我们把剩下的那瓶酒,一口口喝完。

[subtitle=]

后来我去欧洲游历,告别了尤莉亚和莫斯科。她考上了莫斯科郊区一所普通大学的心理学系。每天上课下课,搭地铁四个钟头;还要打工。她找了个小男朋友,是个学电脑的俄罗斯男孩,非常善良。

我知道尤莉亚总出现各种小危机,抑郁症、厌食症,进过几次医院,包括精神病院。有一回,我请尤莉亚到布拉格玩。半夜三更,她忽然闹起来,和我大吵一架。清晨,我看见她坐在洗手间里,脸色苍白,地上有鲜血。她的手腕上,有一条幸好不太深的伤痕。

我是中国男人,她是俄罗斯女孩;面对着大写的“欧洲”或者“西方”,我们共同拥有一份羞于承认的自卑和渴望。不过,这种纤细的共同性,可能仅存在于一个有限的时空。对她而言,布拉格或者都算不上“西方”。那种拉丁化的斯拉夫语文,憋了三五天后,她能看懂一大半。幽静古朴的中欧式小街道,与粗旷蛮横的莫斯科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尤莉亚能够捕捉到,甚至读懂,那些成功“脱俄入欧”或“脱东入西”的捷克人,眉宇体态眼神中不经意流露出的,藏在种族基因里的微妙信息。而我不能。

有一回兴起,一道去参观纪念“天鹅绒革命”的博物馆。可想而知,那些同过去相联系的符号标志,诸如列宁雕像苏军军服之类,被展示为丑陋邪恶的象征。出来之后,尤莉亚情绪很坏。她从未听说过“七七宪章”,戈尔巴乔夫上任那年,她刚出生。她从小爱听的是美国“朋克”摇滚乐。博物馆外面,是昔日的文切斯拉夫广场。四面满是熙熙攘攘的游客,还有艳俗昂贵的商店。色迷迷的意大利老男人和满口酒气的英国球迷,朝尤莉亚吹响口哨。说句不好意思的实话,假如我在随便哪个欧洲城市也招来这么火热而且频繁的目光,再深再重的情结或痛苦记忆,也早抛到了九霄云外。但她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沉湎于无从排解的沮丧与哀伤。

在那一刻,我重新发现了我们之间不可切断的某种联系。不是吃意大利老男人的醋,更不是怀念“莫斯科-北京”那首难听的老歌。只是当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匆匆赶往一场盛宴,发现它已经散场。门卫仍然态度高傲,发给我们准入的名牌——她的写着“漂亮待嫁穷困俄罗斯妞”,我的写着“崛起中国流窜小商人”。我们都不喜欢分派给自己的角色。而我们原先的自卑感在迅速地消失,曾有过的真诚希望,亦同时烟消云散。

最后一次见到尤莉亚,她已大学毕业,结了婚,戒了烟酒,面色红润,还做过整容手术。可是她告诉我,不想在俄罗斯呆了,想再来美国。她说:在俄罗斯,一切已尘埃落定。钱都分光了,抢完了;人心也冷透了,僵透了;也不再学美国、学西方了。以后就这么一直下去了。我说,我明白她的意思。我愿意帮她。

临别,她送给我两样礼物。一本俄国传教士写的《美国的没落》和两张磁盘。那书我翻了。无非是讲国际金融寡头,犹太阴谋,还有险恶的国际势力如何在一个世纪内两次毁灭俄罗斯文明——第一次左翼革命,第二次右翼革命。语言拙劣,立论武断,让我联想起另一本名叫《货币战争》的中文书。

诗歌则不同。朗诵者声音浑厚,沙哑,悲苍。多数是叶赛宁的诗,我听了好几遍,几乎重新相信,真正优美语言的复苏,足以战胜任何一种席卷全球的谎言。第二个磁盘上,只有一首布洛克。标题:“我们——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孩子们”。



推荐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