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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5期 出版日期2010年01月25日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当时,我正从布拉格迁到柏林。我以为,迁到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城市,能够忘却人届中年瘫痪飘浮的内心困境。

我德语差,也不喜欢去博物馆,或是跟着大队游客去朝拜文化名胜。住下来之后,坐地铁或步行去探索这座一度分割为二的传奇城市,便是主要的功课。墙早已拆除。精力格外充沛的猎奇者,用一两天,成功地追踪整座墙的路线或遗迹。我提不起那精神,更有兴趣的是揣摩这个城市现在时态的生活。

这里位于柏林墙遗址附近,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的交界处,虽然东西划分更多是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边界感,至今依稀可见。动物园附近至今立有苏军战争纪念碑;很多东西柏林的景观差异仍被人为保留,包括不同的红绿灯系统。身处这一昔日的前哨地带,你会更加强烈地感到与东边那个广大世界命运上的联系。

我从动物园车站出发,乘S线穿过公园和弗里德里希大道,再往东走。对我而言,这便是百走不厌的文明时空探险。一过亚历山大广场,上来一部分乘客,下去一部分乘客。全车厢人的着装风格、神态,还有各种微妙情绪的流露,便有了不可忽视的落差,其明显程度,超过上世纪80年代从北京海淀区搭乘大巴进入宣武区。

这人群氛围的强烈变化,还包含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婉转,不似从香港新界向北穿越罗湖那样改天换地般的显而易见。然而,S线车在短短十分钟后驶入华沙大街站台时,完全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家,连年轻姑娘闪眼偷看陌生男人的眼神,也同西边有明显的不同,多了些鲜活、直率与好奇;少了点西边时尚小妞或白领丽人通常套在脸上的彬彬有礼、淡漠而得体的距离感和厌倦感。那时,我还没看过电影《再见列宁》,也不认识Ostalgie(东部怀旧症)这个新词。

有朋友告诉我,柏林各街区的居民,不爱相互串连。东区的原住民,有自己爱去的酒吧、饭馆、商店。休闲时,他们大抵不朝西边走,哪怕只隔一个或半个地铁站,仿佛对方并不存在。价格的差异似乎也并不是主要的原因。申豪瑟小道和普林茨劳威尔堡是两个本来属于东区的地域。1989年后,被来自西欧北美各国的逐酷老青年或少青年以及售酷商人大面积占据。其基本氛围和文化生态,大致类似于20年前的纽约东村。或者,在更广泛、更扭曲的意义上,也与北京商业化前或后的画家村有若干可类比处。撇开《明镜》周刊或政府发言人热情洋溢的言论,普通人大多冷漠平和地奔忙各自的生活,并严格保持着无形和有形的距离。15年前,围墙倒塌,千百万人流泪拥抱狂欢,像是已经遥远得无从追忆。

(二)

每天清晨,固定不变,我去动物园车站免费浏览当日的英文报刊,花一个半欧元吃一条又红又粗的德国香肠配芥末。上瘾之后,发现其鲜美敦实超过美国或中国类似产品不下百倍。每天在动物园车站来往进出,各国女学生,自然成了时不时老起脸皮上前搭讪邂逅的理想人选。

过了些天,居然发现介乎于东西区之间有个老图书馆。建筑风格呆板,丑陋,却因原始老旧而更觉得可爱。40年代末,占领柏林的美军将它作为礼品赠送给被炸得体无完肤的柏林市。每天开门时,总有一大群人蜂拥而入,有唧唧喳喳的土耳其妞,不敢判断究竟来自哪里的俄语妞,较为严肃的德语妞,似乎并无固定职业的电脑狂、读书狂,形迹诚恳或可疑的非洲黑人,还有显然在德国本土生长的老光棍、老疯子、老读报癖患者,不一而足。大伙儿一排排坐在摆满书籍的明亮的大屋子里虚耗生命。这后现代西欧社会福利主义末期谧静和谐衰颓堕落无所作为的幽默场景,无法不让我乐不思蜀。

冬天已到,每天不到下午3点半,天色便略略黯灰。图书馆窗外U线城铁下方的小河里,漂着干树枝,还有木呆的水鸭子。水色透亮而近乎于深黑,在缓缓流淌的沉郁和苍凉里,夹杂着凝重的温暖。

听不太明白德语的电视节目,我只好看BBC和CNN的国际新闻:死了几十万人的印度洋大海啸;基辅独立广场上举着橙色彩旗的抗议人群。寒夜,姑娘和小伙子们在帐篷里挤作一堆,高声叫喊“尤先科!尤先科!”这位一度被他们热爱的民主领袖,据说遭到俄罗斯秘密部门下毒陷害,满脸长出令人不寒而栗的麻子。如今看来已经痊愈,不过外交内政乏善可陈。“橙色革命”五年之后,尤先科加入新一轮总统大选,得票率不及6%。而当时硬是被轰下台的专制保守分子亚努科维奇则卷土重来,得票率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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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04年岁末,我终于在柏林夏洛特堡找到一个蛮不错的小公寓。它的位置不在我时时流连的东区,在西区的正中央,离动物园车站步行15分钟。据说在东西柏林分割的时代,是很时尚很热闹的区域。现在,一走出繁杂的商业街,仍然有僻静的林荫道、老房子,若干个小画廊和昂贵的古旧家具店。最近,听说有人已经将那个区私下改名为“夏洛特格勒”,与昔日的列宁格勒或斯大林格勒交相辉映。

在欧洲,这几年到处能碰见说俄语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打工大婶。其中,来自乌克兰的似乎占绝大多数,而夏洛特堡也逐渐变为俄语者的天下。理发,找房子,意外用上我那半通不通的俄语,有一种难以表述的熟悉甚至亲切。也许,这里边包含着某些模模糊糊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内心认同感。

电视上乌克兰新总统尤先科,每天都发表慷慨激昂的新论点,大概的意思是,乌克兰将加入欧盟,拥抱西方文明。他还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部级单位,名曰“融入欧洲部”,雇了几百号人,专门负责全权统筹乌克兰与欧洲融合接轨的各项事宜。这份殷切和急迫,比起百多年前日本人所讲的“脱亚入欧”,大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仔细想来,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源头,乃是第聂伯河边的基辅,遂有“基辅罗斯”之称。这片土地这个人群一旦从心理文化情感和政治体制上彻底转向,那广袤宽阔的俄罗斯母亲,便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个转变和这份渴望,在它迅速成为明日黄花之前,有其不可忽略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缘文明重要性。

在历史上,乌克兰独立建国的时间不长。它的一部分曾经属于波兰。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际,违心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又把一大块划给了德国。说到底,尤先科总统要匡定和澄清的,是这个新的乌克兰国家究竟姓什么叫什么。

1989年之后的东欧,民主投票、市场经济、私有化、美式开放媒体、大众文化的普世真理魔方,有着不可撼动的坚固信仰。流行的观念是:哪怕再糟糕、再落后的社会群体,但凡服用过一两贴上述大补药方,就铁定可在短期内峰回路转,鸟语花香。也有例外,比如前南斯拉夫,即便服用了十全大补药,因为拎不清楚姓什么叫什么,终究未能逃脱血溅五百里的惨烈杀戮。

在2004年,我已经比较熟悉俄罗斯,却从未去过乌克兰。我未曾亲身体验过夹带古代哥萨克遗风的豪放、自私与放荡;更不能体会,种族混杂的乌克兰人,连续好几代生活在过分粗犷荒芜的俄罗斯天空阴影下,开拓一小片心灵和精神的空间,是他们多么朴实的渴望。

(四)

德国东边的人,不存在姓什么叫什么的问题。他们讲德语,血管里流淌着纯粹的日耳曼血液。但是,他们曾经拥有的自己喜爱的球星、流行歌曲、广告招贴、粗鲁笑话,一夜之间被一扫而光。德东弥漫的怀旧情绪,疑似时下中国一些下岗老工人唱红歌、读毛著、听样板戏、夸“文革”。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而完全失去自己一度习惯并赖以生存的话语、群体、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氛围,在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外国人。在欧洲,有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国籍归属感到困惑,处于永久的漂流状态。

我是黄种汉族人,生长在中国,德国不是我的国家。对我来说,墙,还有对自由的渴望,都不是陌生的词语。精神和生命的瘫痪,始于90年代。于是,我去了美国。然后便失却了对美国的信仰。我无法指明究竟是谁、哪个机构或组织剥夺了美国和我的自由。似乎用任何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框架,都难以解释这新颖而且史无前例的体验。无论如何,2001年夏天,我终于溜出美国,窜到欧洲。这对我而言,无异于第二次解放。在柏林,欧洲的心脏地带,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东西方分割而后又重新聚合的裂口,我呼吸到温情、记忆、幻灭、冷嘲、沧桑,还有超越意识形态混浊洪流的某种更悠远而深邃的脉动。它安抚了我无倚无靠却贪婪依旧的流浪灵魂。

(五)

在柏林,断断续续,我一直待到2008年秋天。经历了个人生活中一些永难忘怀的变故。离开柏林前的那个夏天,我意外看到一大群平素沉默寡言鲜与他族人交往的中国人聚成一堆,青筋弩张,横眉怒目;挥着小红旗,嗷嗷吼叫,还不时对旁观路人做拳打脚踢状。那段时间,我沉湎于失去所爱的锥心创痛中。

之所以预感到将要降临一场巨型金融风暴,是因为我已逃离美国,这意味着我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将日渐缩小。我在柏林也将要从一个优游浪漫的旅行者,变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了。我知道在柏林我似乎是呆不下去了。

毫无疑问,一个过度自我放纵的时代行将结束。美国的倒塌和“橙色革命”的无疾而终,皆在预料之中。试图分析这段破灭过程的理论建构,恐怕将赶不上倒塌过程自身山崩海啸之力度和速度。而新时代的牛人牛语,会属于那群口齿不清、眉毛眼睛都没太长开的中国MBA青少年?未免有点不知哪儿跟哪儿。

美国有一个庞大的传媒和品牌产业,它将每代青年人叛逆的姿态高效率地消化为酷潮流。酷还是不酷,跟姓什么叫什么有相同的含义。若是两三代年轻人被动地接受一个虚伪、滑稽而且猥琐的集体身份,他们一定不高兴。因为他们年轻,希望自己酷和性感,并被人尊重。我知道我已不是年轻人。

在我的同代人中,有几位很好的朋友。大家似乎分散在抛物线的某一个点上,被甩出去。从此四散各方,再也寻不到共同追忆并澄清各自真实姓名与身份的氛围和场合。虽然终归没有学好德语,但我从历经劫难死后重生的德意志民族,找到了遥远然而实在的内心共鸣。见识了过度的执着、败亡和废墟,却未曾忘却自己古老的诗歌和语言。民族和文化的身份,不外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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