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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阶级的瘫痪

这些天该是最开心的日子,晓晶终于到了纽约。可是,为什么如此疲乏、消沉、百无聊赖?内心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却缺乏勇气去面对或想明白。他生怕有所流露被晓晶发现,不论睡得多晚,总会和她做爱。如同一匹气喘吁吁的老马,跋山涉水,背负沉重的负担,尽力找回不久前尚且炽热的激情。38岁的男人,总不至于如此疲软。

从下飞机的开始,晓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亢奋。马不停蹄地扫荡各种商店,漫无边际地观看其实索然无味的画廊、时装展,然后是奋勇地冲向每一个被邀请的酒会,兴致勃勃,眉飞色舞,招呼四周忸怩作态的牛头马面。过去没发现,文静而且好学的晓晶,同时还具有灿烂的社交潜质。作为幸福的新婚丈夫,大卫·斯特劳斯只能忠实地陪伴左右,鞠躬尽瘁,毫无怨言。

三个月前,他俩在北京结婚。这是大卫的第一个婚姻,晓晶比他年轻十岁,认识时间不到一年。俩人最初的话题,也不全围绕着大卫关于美中经济问题的讲演。比如说,对于日本漫画小人书,晓晶和他有同样热烈的挚爱。发现此项共同爱好,大卫激动得夜不能寐。他拿出久违的铅笔,为晓晶画了许多头像,全身像,后来也画了裸体像。也许,俩人的爱情,就从此处开始。

说实话,在北京时,晓晶一样拖他看各种展览,见各式各样的人,那些经历并不总让大卫感到自在。然而,一套全然不同的情感尊卑排列,给了人另一个心理时空。简而言之,大伙儿都簇拥着他,小心翼翼地猜测并迎合他的感受;不论是评论汇率或贸易赤字,还是较为客气地夸奖北京的当代艺术,周围的中国人似乎总能从他不经意的只言片语中,演绎出他或许并不具有的深奥智慧。居高临下使人宽容而且有耐心,逐渐培养出尊者提携弱者的占有式快感。

回纽约后,大卫又回到了从前:渐入中年,身材低矮,胸脯结实,头顶稀疏,一半犹太血统,经济学博士,供职于国际咨询公司。惟一变了的,是那个难以捉摸的心理时空。很显然,在曼哈顿他算不上一个重要角色,没有人在意他的观点和意见。

相识一段时间以后,大卫羞答答地对晓晶承认,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一名漫画小人书作家,经济学只是他谋生的手段。大学本科他学日本文学,毕业后去日本和韩国教英语,后来年龄渐大,生计无着,才贷款拿了经济学博士。

关于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大卫谈得不多,晓晶只知道一些模糊的不带情感色彩的日期和事件:大卫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失踪,几十年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是死是活,当然谈不上父子感情。至于相依为命的母亲,大卫说,长久的寂寞生活使她的个性偏执,难以相处。可是晓晶看得出来,大卫对母亲仍然有某种奇特的依恋,有事没事总要打电话倾谈。举办婚礼的时候,老太太专程从弗吉尼亚州赶到北京。在晓晶的眼里,那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基督徒,为何大卫说她不好相处呢?

大卫忍受过漫长的孤单,但他不缺乏经验。对同文同种的白种女孩,他早已丧失兴趣。追过亚裔姑娘,有过值得夸耀的短暂成功。一个白皮肤男人,哪怕在各方面都不甚出色,对于大多数的东亚女孩儿而言,仍然拥有非比寻常的优势。不论在上海、东京、汉城,还是旧金山和纽约,这是屡试不爽的经验,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私密生活中,大卫有羞于告人的古怪嗜好。他谨慎地向晓晶做过有限的坦白。在俩人感情最浓烈的日子里,晓晶试图尽力地去迎合他,满足他。后来,晓晶终于偷看了大卫的个人档案,除了几千张使她头皮发麻的日本“TEKOKI”图片,还有几百页“收缩经济学笔记”,里面两段话,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来的外省姑娘们想象曼哈顿;纽约哥大商学院的MBA们想象黄种女孩的身体。两者之间,构成完美的需求和供给。在我的母校里,将近三分之一的白种男同学找了亚裔姑娘作女友。这个现象,与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快速的崛起同步发生,但与前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这次回来,我对纽约的整体印象尤为恶劣。那群酷人、媒体人、艺术人,十几年二十年了,还是那副千篇一律的装扮和嘴脸,故作高深的玄妙词语,越来越不堪入目的所谓‘艺术品’。若没有一群突然涌来的北京骗子流氓给他们撑台面,这整个行当恐怕早该破产。

“对我而言,纽约的酷文化早已折断了它的最后一条边际效用曲线,而现在却来了无数像晓晶这样的热情朝拜者,她们填补了被我放弃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国际化的过程,极大地延长甚至彻底扭曲了时尚符号边际效用递减律的正常破裂周期。”

还有这么一段:

“来纽约后,晓晶达到性高潮的频率增加了大约45%。音调相同,外形相同,但内涵发生了难以捉摸的嬗变。似乎,她的额外高潮感受与苏豪区的专卖店、高屋顶、中央公园的湖和树叶,还有我老板施郎勃热的金色寸头有更多的联系。简而言之,她正在接近她自己幻想里的曼哈顿上流社会。她的精神和肉体都爱上了这个幻想,而矮个子经济学家大卫·斯特劳斯现在仅仅是她的道具——说得不客气一点,她手淫的道具。经济规律决定了大多数消费者必须手淫,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贴近或拥抱他们渴望的那个温暖人体。

“但幻想必须继续,这是世界经济女神的钢铁命令。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审美疲劳。一切素食寡欲者都是社会和家庭稳定的破坏分子,必须像中国过去的右派一样,遭受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消费万岁!”

假期还未结束,老板发出召唤。大卫如释重负,每天拎着厚厚的公文包步行去公园大道上班。来了重要的项目,必须赶出评估报告,可行性报告。有时晚上干到十一二点,周末也须加班。但他脸色红润,心情愉快。出于无言的默契,和晓晶的性生 活密度有了相应的削减。

在曼哈顿,大卫有几位单身男性朋友,他们多数有过婚姻经验。晓晶与他团聚之后,在若干个迷惘失落的关键时刻,大卫虚心地打电话向朋友们求教。朋友们说,婚姻生活基本如此,理想化的描绘统统是鬼话。对于夫妻各自真面目大暴露之后的调整之道,朋友们贡献两项忠告:首先,赶快生孩子;或者,假如一时不愿意挂上那条锁链,那就用工作填满各自的时间。万不能像谈恋爱时一样,每天没事在一起死泡。

大卫试探性地和晓晶讨论过要孩子的问题,没获得热烈的响应。她开始申请研究院。另外,大卫的老板给她介绍了一家品牌代理公司,先学着做公关助手。

大卫就职的公司从事管理咨询,规模不大,但在为数不多的高端客户中享有盛名。老板施郎勃热是瑞士和英国的混血。他身材精悍,目光犀利,五十多岁了,看起来却比大卫还要年轻。还有一位北京来的张总,没有明确头衔,最近也常到公司里来。他的个子也矮,圆脸,秃头,目光憨厚但略微冷漠。过了好久,大卫终于弄明白,张总甜腻腻地用小名称呼的那些朋友或生意伙伴,尽是些身家亿万的中国超大国企的经理或老总。

这两位大头目经常不在。剩下五六位专家、博士秘书,十几间装饰豪华的办公室,倒有八九间总空着。考虑到公园大道写字楼的每英尺的租金,这事儿也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大卫当然从来不问。

他们做的评估,在涉及金额巨大的企业并购或管理层认购股权之类的项目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目前正有一笔准备与一家北京公司合并的大生意。这位张总的出现,基本与之有关。因为这项安排,公司将吸引一批中国顶级国有企业成为新客户。

后来发生的事情,当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连续几个星期,纽约的金融圈都在议论大卫,将有关他的各种虚构或剪接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也不知大卫是否真的曾经不满于自己在纽约的默默无闻,这下反正他算彻底打响了知名度。

从晓晶的女朋友们和大卫的男朋友们那里,搜集到零散的、破碎不全的信息,勾出一条断断续续的轮廓和线索,也许可以说明一个中年男人的快速心理转变。

发生过两次严重的争吵。第一次是晓晶偷了他的密码,进入他的个人档案。于是有了TEKOKI图片在家庭内部的曝光事件。这件事本来是晓晶理亏,无论如何不该践踏别人的隐私,哪怕是自己的丈夫。但中国来的姑娘不吃这一套歪理。而那段时间大卫赶报告不很顺利,也不肯安抚一下失去安全感的妻子,反倒背上牙刷毛巾和睡袋,干脆搬去了办公室。这事儿后来也就过去了,总不能因为丈夫秘密搜集黄色图片而离婚吧。

第二次争吵发生在大卫和他母亲之间。或者严格地说,那不是一次争吵,而是对于大卫至关重要的一个发现。图片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大卫给母亲打电话倾诉烦恼,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这一切自然是家常便饭,大卫与母亲的对话有一半以吵架结束。这次的起因是大卫的婚姻危机,老妈说大卫从来就不像个男人。一听这话,大卫自然火冒三丈,把积蓄多年针对母亲的怨愤统统倾倒出来。老人家一急,口不择言,脱口泄出一项爆炸信息。

那天晚上,大卫对晓晶说:你跟我走吧,现在就走。我需要你在我身边,真的需要。晓晶说,去哪儿啊?怎么回事?大卫说,到弗吉尼亚,我妈那儿。晓晶说,到底怎么啦?你妈怎么啦?病了?大卫重重地说,她骗了我,骗了我30年。我们去找她,当面说清楚。请你和我一起,请你留在我身边。

然后,大卫闭上眼,把头靠在晓晶的肩上,轻声说:我爸,他还活着。

半夜12点,他们租来林肯车,穿越隧道,驶入荒芜的黑暗的新泽西。

深秋傍晚,遍地枯叶。晓晶和大卫搀着老母亲,一道在山坡上散步。残留的阳光,穿过斑驳树影,刺痛晓晶的眼睛。这辈子,她未曾见过这么灿烂、摇曳的色彩,这么幽蓝、干净的天。

老太太安然无恙,心脏正常运转,只是嘴唇颤抖,面容苍白。这位在弗吉尼亚山区小镇上独居的美国老太太,一头白发,被风吹乱,但她倔强地挺直肩背。在孱弱的老母亲面前,大卫尽力控制着自己的烦躁。晓晶未曾听说过什么“茶党”,也无法理解丈夫何以对此忿忿不平,冷嘲热讽。无论如何,这是他老迈的母亲,为何不能表示出起码的尊敬?晓晶忽然觉得,自己的丈夫变得像一个受委屈的大男孩。

晓晶想起她自己远在中国的父母。她和大卫一样,基本上由母亲带大。小时候,晓晶和父母有过无数次冲突,但在此刻,她心里溢出无尽的想念与负疚,让她鼻子发酸。她在心里对父母说:女儿接你们来美国好吗?让你们看美国的树有多绿,天有多蓝,让你们在叶子黄的时候到山坡上散步,以后不再吵架,不再分开。

回家以后,晓晶看到手机上一条短信,发信人是大卫公司里的张总。大意是说有重要客人从北京来,有事要谈,需要翻译。张总认为自己英语不够好,临时雇人也信不过,请晓晶过去帮忙。

那天晚上,大卫给晓晶看了几张发黄的照片。立在正中央穿军服的年轻男人,就是他失踪三十多年的父亲。在晓晶眼里,照片上这位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同身材臃肿的大卫·斯特劳斯,找不出太多共同点。说到这个话题,晓晶和大卫又有小小的争吵。在晓晶看来,不该过分责怪他的母亲。何况,过了这么多年,再去寻找那位老人,有多大意义呢?即使他活着,或者还能想起有过这么一个儿子。

看到大卫脸色难看,晓晶转换话题,一起观赏日本漫画。后来他们脱掉衣服,把五颜六色的漫画书摊在脸和身子上。她听见大卫狂热的叹息,未完成的童年梦幻和未解开的中年悲哀,缠绕纠结,过早地喷发,无奈地散去。

张总请来的客人有七八位。一看名片,晓晶便意识到在中国他们是何等人物。

每天旋风一般的会面,采购,游览,累得她嗓门冒烟。但也有难以言表的惬意。仿佛她退回到了一个与大卫全无关系的集体共振空间。这批董事长、总经理们,在国内时可望不可及,现在不论出行还是交谈,都依赖她的帮助。无论在招待会酒宴上,或是第五大道的商店里,他们身着大品牌,有时也说出几句英语;但这批爷们儿的姿态和做派,还是颇像山沟里来的一群县官。然而,他们复杂、睿智、多面、细腻,具备一般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揣摩和应变能力。

晓晶熟悉曼哈顿女人的话题:百分之七十五是男人,百分之二十五是购物。她们大多三四十岁,单身,对已婚年轻女人有酸溜溜的妒意。在各种聚会上,一听到某位(单身男士)在对冲基金,或者搞并购,或者开画廊,或者交易衍生品,便个个眼睛发直。可是,当晓晶引着一小队的中国老总们出现在某个酒会,那些装扮典雅的女士们把脸颊朝这个方向一歪,立时浮现出矜持客气但无限疏远的浅笑。有时晓晶发现,自己也在用白种女人的眼光,挑剔老总们朴实的举止。可到了下一分钟,她又满心打抱不平:臭婆娘,假模假式,拿什么架子?晓不晓得,站在你们面前的矮个子、英语说得不好的东方男人,他的身家上亿甚至上十亿?

还有北京来的一位什么部的半老婆娘,对晓晶展示不加掩饰的敌意。在老总们面前,她千姿百态,有时还娇滴滴地来一声“同志们呐!”但老总们不买那个女同志的账。他们有事没事总围着晓晶问这问那,有一位还拖着晓晶,花一整个下午,挑了三辆敞篷宝马:一辆留给即将来耶鲁上学的女儿,两辆送给老哥们儿。

晓晶觉得有强大的力量把她朝不同的方向撕扯,撕成互不相干的好几大块。那些老总们固然态度和蔼,但总让晓晶感到自己渺小、屈辱。有时她非常想念大卫,还有弗吉尼亚州干净的山和树。她问大卫何时返回纽约,大卫说,为了那个难产的评估报告,必须在安静的地方多住几天。还有一次,参加漫长的谈判,一些概念和词汇,什么“股权分割”“咨询费落账”,晓晶不懂,也不知翻译得准不准。于是偷偷去洗手间打电话问大卫。大卫听了半天,突然气呼呼地说:“你这群红色猪八戒,这是洗钱!”晓晶听了有些怕,但是莫名其妙地怒火上冲。她反驳说:“红色猪八戒怎么了?比你一个白色猪八戒能干!人家有钱!”

一年后,大卫·斯特劳斯的《收缩经济学》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推出。作者在书的前言里提到,关键部分的文字,完成于弗吉尼亚州西部的一家小旅店。最后一章的标题,是“美元彻底崩溃的前提条件均已具备”。

信奉收缩理论的粉丝们还在等待这项预言成为现实,而愈来愈密集的信号和迹象似乎显示,他们不会失望。基本的推论囊括三个概念:一、杠杆债务顶峰;二、原油开采顶峰;三、符号激情顶峰。美元变为废纸未必影响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的位置,但美国中部和内陆的全方位经济雪崩将无可避免;伴随而来的,将是美国治理方式的本质改变。

在各类债券收益曲线之外,加了一条斯特劳斯曲线。这是激情指数和杠杆套利的平面比。激情指数泛指一个国家的虚拟符号资源。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斯特劳斯曲线呈J形上升;也就是说,每一单位的虚拟符号单位,转变为10倍、20倍的杠杆潜力。

斯特劳斯曲线又被称为酷源曲线。大卫对酷源经济的感受,来自他苦恼且寂寞的少年时代,以及对日本漫画的狂热喜爱。作者的论述从日本转到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史显示,不论中国政府和商界作出多大的努力,这个国家的酷源综合指数始终流连于零以下。

一个国家的酷源综指被全面高估,而另一个国家酷源综指始终处于负数;两者之间,形成奇妙的互利互补——这即是美国和中国;更准确一点说,是两国各自特定群体之间的互利互补。而这种美好的关系在J形曲线达到顶点的那一刻,将戛然终止。

除却晦涩的理论,作者还写了更为平易近人的段落。比如说,他严重质疑美国民主体制的现实性:“什么量化宽松,负利率,捆绑按揭,谁弄得懂?既然你弄不懂,也不可能弄懂,那你怎么投票?投给谁?大众真的拥有选择吗?零一年和零四年,两次把票投给小布什;二零一零年,把票投给茶党。一而再,再而三,中部的美国大众,把票投给二百五,还有躲在二百五后面的金融炒家、投资银行。他们投票换来一条钢筋绳索,套在自己和家人的脖子上。这是对酷源曲线的叛逆,对激情指数的颠覆。”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晓晶已经不知道大卫的去向。他不再是晓晶的丈夫。

访问团在纽约的最后一晚,举办隆重晚宴。地点是施朗勃热在中央公园西大道上的顶层豪宅。饭桌摆在客厅外的阳台上。在镶着大理石的洗手间里,晓晶猜到施朗勃热是单身男人。

几轮敬酒完毕,开始唱歌消遣。来自中国发改委的一位文质彬彬的朋友,用日文唱“星星”;另一桌的老总们吼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美方投资人、张总、哥大教授和前共和党议员,还有位黑发或金发的女孩儿被晾在一边。后来,中国客人起哄,要求美国朋友献歌。

78岁、身高将近两米的老共和党议员磨磨蹭蹭站起来。晓晶以为他要唱“星条旗永不落”,谁知他用破碎不全的音调哼了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歌;然后又发表一段长长的讲话,大概意思是“共同领导世界”,还有双赢的资金和资源配置等等。

晓晶多干了几杯红酒,脸孔发烫,头昏脑胀。她忽然意识到,结实而敏捷的施朗勃热快步走来,在她身边的一张空椅子里坐下,两只蓝眼珠里迸出钢铁一般的光芒,直接指向她赤裸的肩膀和脖子。晓晶和他见过几次,但头一回感觉那种明确无误的男人看女人的目光。施朗勃热说,美丽的、举世无双的女翻译,这星期你辛苦了。没有你的帮助,我们的生意怎能谈成呢?留给我们一首歌吧,让大家永远记着你悦耳动听的美妙声音。晓晶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说:遵命,但请老板先唱一首。然后撅起嘴唇,做出娇弱哀求的样子。施郎勃热无法退却,沉吟片刻,便拿起麦克风,用低沉的德语唱了一首“雪绒花”。

施朗勃热唱歌时,晓晶一直看着他拿麦克风的手,宽大的骨节,结实的手腕。这歌使她迷醉,她又想起父母。那疏远的、自私的父亲,神经兮兮,拼命攒钱;天天念叨“文化大革命”峥嵘岁月、咒骂社会不公的母亲。她对曼哈顿、中央公园和苏豪画廊的热爱;对中国老总们的仰慕和鄙视;对大卫的依恋和怜爱;对父母的思念;自小承受的屈辱和破碎的梦幻;在施朗勃热浑厚的歌声和强健的手臂中,交汇融化,成为夜空中滚烫的白烟。

轮到她唱了。晓晶不假思索,用嘹亮的高音唱出小时候听母亲唱过几万遍的老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当然,在她心里,这是唱给遥远的、一生不快乐的母亲。客人们报以雷鸣掌声,晓晶流出了眼泪。她用英文高喊了一声:“I love China! I love America!”

客人散去。施朗勃热倒了一杯威士忌,轻声说:我小时候很苦。但我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失败。我不相信死亡,不相信痛苦。生命没有止境,成功和幸福也没有止境。我看出了你是永远不会接受失败的女人,你该过最幸福的生活。你看,这是纽约,这是曼哈顿。它们将属于你!晓晶的手,被攥在一只强健的大手里。她的整个身体微微地颤抖。

65年前,在这片幽暗、潮湿的树林边上,红军士兵廖尼亚·季莫申卡趁弯道减速,跳下遣送战俘的英军卡车。那是一个初冬夜晚,天空惨白,冷风扑面。他只顾朝前飞跑,并不理会身后的吼叫,还有飞过头顶的一串冲锋枪子弹。

载运几百名战俘的卡车队伍渐渐走远,并没有人从后面追赶。那一夜,廖尼亚和另外两个跳车逃跑的苏军战俘一起躲在树林子里。确认周围无人之后,他们熟练地点火取暖。天亮以后,为了安全,三人决定分散。他们互道珍重,然后各奔东西。廖尼亚会讲德语,他觉得城里或许容易找到食物,又能消失在人群里,于是朝着维也纳的方向走去。

1941年6月到1945年3月,各次战役中先后被俘的苏联红军官兵共计540多万人。当时的苏联政治辞典中,不存在“我方战俘”这个概念,只有“怕死鬼”或“祖国的叛徒”。为逃避德国战俘营中非人的折磨,一部分苏军战俘陆续加入所谓“志愿队”,穿上德军制服,做些后方的辅助工作。1944年,经希特勒批准,55万前红军官兵在降将弗拉索夫率领下,组建“俄罗斯解放军”,配备轻重武器、战斗机和装甲师。他们尚未尝试与呼啸而来的苏联红军直接交战,整个纳粹德国的经济和军事便已土崩瓦解。

德国战败之际,尚有几十万“俄罗斯解放军”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们的长官使出全身解数,与盟国交涉,试图将全军经奥地利西移,向美军缴械投降,以逃脱被遣回苏联的严酷命运。当然,交涉彻底失败。根据罗斯福、丘吉尔同斯大林达成的秘密协议,所有流落于欧洲各国的苏军战俘,包括穿上德军制服、将枪口转向红色祖国的“俄罗斯解放军”全体官兵,还有一部分革命后散居于中、东欧的白俄居民与后裔,皆被视为苏联公民,由英美军队武装监督,全数遣回苏联政府管辖区域之内,无一例外。

数百万前苏军人员温顺地接受了无可回避的黯淡前景。一队队面容枯槁的年轻人,被押上闷罐火车或军用卡车,跋涉十多个日夜,走向枪决场、绞刑架或西伯利亚苦役营。也有极少数不肯认命的家伙冒死逃脱,凭着韧性和机智熬过盘查、混乱和饥饿。不久,“冷战”拉开序幕,这些无名无姓的幸存者成功地留在了铁幕的西边。廖尼亚便是其中之一。

1947年,廖尼亚娶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奥地利姑娘为妻。他伪造来历,改名为劳伦特·斯特劳斯。

大卫回纽约后,家里一切如常,觉不出什么重要的变化。晓晶没去机场接他,但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他讲了寻找父亲的计划。但不知为何,这话题使他口干舌燥。似乎生命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为他开了一扇未曾发现的小门,在门后面,大卫·斯特劳斯长大了十岁,而晓晶仍然是个欲望过于简单的北京女孩。

那天欢愉之后,晓晶突然说,希望大卫辞了工作,带她迁到加州。大卫觉得莫明其妙,未置可否。而此后,晓晶开始无故寻衅发脾气。大卫熟悉这种无可挽回的内心冷却。关系恶化的速度和方式,与他曾经历过的毫无差别。

交给施朗勃热的报告里,大卫搜集了新能源项目在中国上市的情况,机构或个人投资者回报率的估计,还有不同级别资产经过上市相互稀释和转移的可能性。他特别讨论了一种被称为“定向增发”的特殊融资渠道,仅接受高净值个人或大基金的投入。这种方式,为债权和负债额的重估提供了独特然而安全的渠道。

公司讨论了大卫的评估报告。众人对其深度和信息量赞誉有加,但似乎言不由衷,好像掩藏着一起对大卫十分不利的公开秘密。大卫脸色越来越难看,轮到施朗勃热做总结时,他忽然起身说:“先生,我的报告,您根本没读过,是吧?早知如此,交给我老婆来写,不是更好吗?”他把手里的文件摔在桌上,拂袖而去。

以后发生的事,纽约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圈内人士都不陌生。施朗勃热、张总和某些中国企业共同参股的金融咨询公司在太平洋两岸同时上市。股价一路攀升。后来不知从哪儿的网上爆出长文,披露这家公司稀释股权和债权、忽悠两国中小投资者的险恶真相。之后引来美国证监会调查,股价逆转狂跌。那篇文章署了大卫·斯特劳斯的真名。施朗勃热准备起诉他,但是被告人已离开美国,不知去向。

晓晶没成为施朗勃热的情妇或女友。她用卖空这支股票赚的钱,独自搬到了旧金山。人们合乎逻辑地怀疑,晓晶的投资战略受到前夫大卫·斯特劳斯的内幕消息影响。

十一

2009年11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维也纳南站附近一个咖啡馆里,82岁的劳伦特·斯特劳斯和他从美国来的儿子见面。分离30多年,父子之间难以辨认。不过,两人都竭力控制情绪,尽量自然地谦恭有礼。老斯特劳斯掏出电话,叫来司机和车,邀请儿子一道去斯洛伐克共用午餐。

奥地利和美国不同,道路蜿蜒、细长、僻静,通向边界的干道上没有汹涌的车流。小车的皮座位宽敞而且松软,司机是个干瘪瘦弱的中年俄国人。大卫意识到,早已退休的老父亲似乎并不贫困,而且兴趣广泛,思路敏捷。

45分钟到达边界。检查站早已撤去;但明显感到,公路那头仍然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乍一看去,似乎每棵草都长得不够绿,不够整齐。破旧的“社会主义”公寓,不合乎逻辑的公路排列,颜色过分鲜艳的广告招牌。小斯特劳斯不知自己是否又到了中国外省,但他感到轻松、畅快,忘却了旅途的焦虑和疲惫,还有破碎的事业和家庭。

在餐馆里,大卫斟满摩拉维亚红酒,父子俩一饮而尽。

据说,大卫的曾祖父虽然是个工人,却会讲六种语言。家乡在乌克兰顶西边一座名叫乌什格罗德的小城,紧挨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长大以后,老斯特劳斯考验他的父亲,发现他对自己的语言天才有所夸张。事实上,他正确地使用六种语言仅能流利地讲两句话:“喷香的烤鸡!您出个价儿吧!”“长官大人!请别朝我开枪!”

在俄语里,“乌克兰”这个词含有“边缘地带”的意思。过去100年中,乌什格罗德和整个西乌克兰地区的国家归属多次变换。20世纪30年代大饥荒中,老斯特劳斯的父母亲相继去世,他的童年在当时遍布苏联各地的孤儿院中度过。他16岁加入红军,参加过基辅和列宁格勒保卫战,后来全军被围,弹尽粮绝,随同大伙投降做了俘虏。

吃完饭,只用了20多分钟车程,父子两人又回到奥地利。所谓边界,只是绵延的森林,还有广阔、绿色的田野。65年前,奥地利东部的主要部分皆被苏军占领。后来因为大国棋盘微妙变更,还有讨价还价过程中难以揣测的武断和随意,奥地利终于划归西方。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寂静或空旷变成了西方的基本视觉特征。当然,也包括过分规整的舒适和惬意。大卫突然想到,假如他也能在一两小时里开车去北京喝茶,然后在同一天下午返回安静的弗吉尼亚的小镇,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在那一刻,大卫强烈感受到美国的遥远和孤立。对这儿的人们来说,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都有既暧昧而又格外具体鲜明的意义。从家门口的小路上,爸妈的旧相册,或爷爷奶奶的婚史里,这儿的人直接感受文明的飘摇与界限的脆弱,还有生命中的无常、背叛、狡猾和世故。历史给了美国人一个巨大的角色。凭着年轻和勇敢,还有过分单纯,以及中学生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吸纳并且相信了这个角色。而且在舞台和导演早已变更了的今天,他们无奈地、习惯性地重复已经不合时宜的戏路、台词和表情。

老斯特劳斯累了,在河边坐下。他又谈起当年一道跳车逃跑的伙伴:“再没见过他们,大约都死了吧?为何我活这么长呢?”他又露出灿烂的、老顽童一样的笑容:“你知道,当时每辆卡车上,二十多个遣送回国的弟兄,只有两三个英国兵看守。我们都跑的话,他们怎么拦?可是弟兄们不跑,他们都静静地坐着。”

沉默好久,老头子又说:“这辈子,碰到不少事。我守着一个诀窍:大队人马往哪儿开,我一定朝相反的方向跑。就这样,活了82年。”

天色渐晚,靠在椅子上的老人睡着了。大卫仔细端详父亲。典型的德国老人装束:质地讲究的毛衣,皮鞋,皱折的脖子,雪白稀疏的眉毛。他想象那个从未见过的祖先的故乡,神秘的山脉,星星点点的东正教堂。但这儿是欧洲中部,脚下流淌着灰绿色的多瑙河。大卫意识到生命不论何其窘迫,还是有别种选择。看着老人蜷缩瘦弱的身躯,从哽咽的喉咙里,默默叨念:“谢谢,爸爸!保重吧。”

十二

几个月后,《收缩经济学》一书广为销售。一度有不少基金投行的交易员们把该书内数段语录做成条幅,贴在交易桌前电脑荧光屏上,引起若干公司高管层的不快。

“捆绑沽空的获利原则,来自于斯特劳斯曲线倒挂阶段的社会群体特性。在每个复制型的国家或社区,我们发现完全雷同的现象:最最难以刺破的是数字化的集体幻觉。

“我们是集体幻觉的维护者和寻租者。世界已经像我们的面部表情一样平整、干枯,缺乏湿润和惊奇。我们操作符号,导引物流,搬弄数字,以便给过分拥挤的地球提供梦幻、辛劳、流动、消费。没有了我们,世界将陷入停顿。

“现今中美两国之间最奇特的相似点,在于它们对符号寻租行为以及相关集团的彻底依赖。国家或社会的共识,完全来源于物质的堆积和数字的闪烁。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但收缩时代已经降临。几周之内,将无人怀疑这一事实。人们会意识到,他们自食其果。没有过去或未来,只有脚下一片赤褐色的荒漠。收缩过程本身的惊奇和震撼,将超越一切传统的艺术和文学。

“因为历史不是一条上升的曲线,它是一本永远循环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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